党员的基本关系是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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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任弼时同志“七大”工作札记
邹水清 李茂春
摘 要：任弼时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呕心沥血，迄今已75年。我们学习他为七大忘我工作的精神，尤记源于七大“党员的基本关系是政治关系”理念。任弼时的一生是讲政治的一生，他信仰马列主义，将组织原则作为基石根本来守护，奉行人生最大的政治是为人民服务，他是全党“讲政治”的榜样。这种“讲政治”的精神已凝炼传承为我党的宝贵财富。
关键词：任弼时 七大 讲政治
一、任弼时在中共七大的工作回顾
早在1937年12月，王明回国不久，中央政治局就曾做出过召开七大的决定，成立了包括任弼时在内的25人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委员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委员会设毛泽东为首的由5人组成的秘书处；规定“准备的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的时间内召集大会”。由于日寇的猛烈进攻，更由于王明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干扰，大会的准备工作拖了下来。①1940年2月25日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任弼时根据中央决定与周恩来等离开莫斯科回国；3月26日抵达延安。同年的3月底至5月上旬，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任弼时的汇报，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及党内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决定近期举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托任弼时负责会议筹备工作。3月任弼时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5月29日，任弼时主持审查中共七大代表资格的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始逐个审议正式或候补代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提出是否符合正式或候补代表资格的初步意见。至1941年2月14日任弼时主持七大代表资格小组的委员会达1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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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时传》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4月第1版，第538页。
1941年9月28日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书记处日常工作。
1942年4月3日，任弼时出席书记处工作会议。为准备召开七大，杨家岭大礼堂仍照原计划完成建筑。
1943年8月2日，任弼时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的建议，准备于1944年2、3月间举行七大，迅速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由中央书记处通知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将选出和指定的代表送到延安。8月30日、9月1日，任弼时出席政治局会议，汇报有关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太行、太岳及晋察冀根据地、山东、冀南各再推选代表人数。9月3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一）关于讨论抗战初期党的路线的中央会议，待彭德怀到延安后再行续开，准备在七大作结论。（二）从10月份起，用5个月时间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委托任弼时等负责商定名单，讨论方式可用全体会议、小组会议、个别漫谈等。
1944年2月24日，任弼时出席书记处会议。决定：（一）关于七大的议程，拟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问题（包括政工）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二）关于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问题，会议确认：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成立临时中央与召开五中全会因为系得到共产国际承认，应视为合法，但须指出手续不完备；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的工作，不宜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凡做的对的，也应肯定；党的六大的方针是正确的，起了进步作用。（三）由周恩来代替任弼时主持军队政治工作总结委员会。5月10日，任弼时出席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七大问题，决定：（一）7月召开预备会，8月召开大会。（二）各种公开的决议及发表的演讲内容必须是能给党员、民众和中外人士看的；必须是说理的，人家驳不倒的；必须是已经成熟的中心问题。各种报告及指定发言要在5月内写出提纲，6月上半月写成文稿。（三）正式大会前先开预备会，时间1个月。大会的部分议程公开举行，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四）组织准备报告委员会：……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洛浦、彭真、高岗组成，任弼时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上作统战工作报告；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5月25日左右举行首次会议，以通过大会准备事宜。5月19日，任弼时出席书记处会议。会议对召开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决定：全会于5月21日召开。议事日程为：推举主席团。向全会提议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由任弼时通知召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各种问题起草委员会、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以及会议中的秘密注意事项。
1944年5月21日，任弼时出席政治局会议。通过19日书记处确定的关于召开七大的各项议案，提交六届七中全会决定。下午二时至八时，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宣布全会正式开幕，向会议通报参加全会者有两种成分：……
说明：陈郁同志是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四中全会后在莫斯科受留党察看处分，以致停止中央委员职权，后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甄别取消了处分，应恢复其中央委员资格并出席全会。
1945年3月16日任弼时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一）于25日做好召开七大的一切准备工作，26日正式开会。…… 3月中下旬，任弼时连续主持七大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再次对代表资格逐个进行审查。审查结果是：合格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合计755人，其中新增补的246人，被停止或撤销代表资格的，或被原来的选举单位撤销代表资格的49人。4月21日主持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任弼时在讲话中指出：从六大到七大，时隔将近17年，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在延期中发展了我们的力量，党的思想更加一致。接着，又对七大的组织准备、大会议程、各项报告准备情况作了说明。会议通过六届七中全会向大会提出的七大主席团及常委、大会正副秘书长、大会议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场规则等议案。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二、“讲政治”源于“党员的基本关系是政治关系”理念
1944年5月任弼时在撰写《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身——《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草案初稿”中写道：“我们党经历过20多年的英勇奋斗，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①
毫无疑义，这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革命理论，经发扬光大传承至今，已形成为我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讲话时指出：“讲政治最根本就是要讲党性，在思想政治上讲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在行动实践上讲维护党中央权威、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②
“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政治属性是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讲政治”作为党的政治主张，这面旗帜再次在历史关头被高高的举起，其历史源头、理论维度如春雷般警醒全党。
这让我们回忆起75年前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那一天。
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开始时宣布的内容有：讨论通过朱德向七大所作的军事问题报告、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向七大提出的议事日程、七大主席团名单、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及七大会场规则。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基本通过由毛泽东领导、任弼时主持、经集体讨论、最后由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致通过朱德拟向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和七中全会主席团提出的七大议事日程、主席团、常务主席团、秘书长（正任弼时、副李富春）和以彭真为主任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任弼时首先代表七中全会主席团做了说明：（一）决议主要是讲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的历史若干重大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问题留至以后解决。（二）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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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65页。
②《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政治过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年10第1版 第209-220页。
③《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79页。
会议的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他高屋建瓴地说：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从前许多同志苦于没有马恩列斯，我也是如此。凡是政治上犯
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都要如决议上所说像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票子是要兑现的。把党内关系认为不是政治关系的想法是不妥当的，党员的基本关系是政治关系，政见既然相同，就不应该再有意见，这才是政治关系。对王明的声明书①，毛泽东说：这封信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是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源自：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七次全体会上宣布：“把党内关系认为不是政治关系的想法是不妥当的，党员的基本关系是政治关系”。这即我党七大毛泽东思想“讲政治”智慧理念的源出。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讲政治”的论述，以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至少包含以下要点：（一）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庭或职业团体；（二）（党员）都是五湖四海因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三）（党员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从前许多同志苦于没有马恩列斯，我（毛泽东）也是如此；（四）凡是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改正了的，都要如（《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上所说像和睦的家庭一样（团结起来），这个票子（原则性）是要兑现的；（五）把党内（党员）关系认为不是政治关系的想法是不妥当的，党员的基本关系是政治关系；（六）（党员的）政见（不同），（经过争论）既然相同（了），就不应该再有意见，这才是政治关系。这些理论经过七大的凝炼，历史地形成为中国的马克思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然组成部分，经过75年血与火的锤炼、传承、践行，已成为我党宝贵的财富、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政治正确像党旗一样鲜艳火红，指引全党奋勇前进。
我们说“讲政治”其生命力强大：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南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的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还说：“社会——————
①《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80页。
②《任弼时传》修订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4月第1版，第660-661页。
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自然在社会关系总和中亦包括个人（党员）在政党组织中的关系及联系。二是政党组织的本质属性。凡是政党，就有其主张、宗旨、目标。这些团结政党组织的主张、宗旨、目标、纪律、规矩，就是政党政治的根本。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民众百年奋斗历史血与火的传承。四是党员党性的保证。《党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三、任弼时在七大“讲政治”的贡献
任弼时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其人生最大的政治是为人民服务。作为普通党员，其“讲政治”，是党和民族的事业。他为七大胜利召开所作的贡献铭记于党旗帜之上。1921年任弼时17岁，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俄语基础扎实，阅读能力称奇。时新发表的列宁《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及布哈林《共产主义ABC》等文稿，到手就能译成汉语；俄国老师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简史》，他如饥似渴的汲取。自此，他立下为中华民族奋斗的大志。1921年在苏俄他给父母写信道：“人生原出于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②1922年任弼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4月，当选中共旅莫支部委员，5月担任旅莫支部临时书记。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他参加列宁遗体告别仪式。1924年7月结束东方大学三年的学习，与陈延年等回国。1927年4月至5月，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召开，任弼时代表团中央出席，会上他和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一起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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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年 第12页。
②《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蔡庆新 姚勇主编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 第92页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①1927年7月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
的指示，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同年的“八七会议”上，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②
由此可见，七大时期在中共高层领导集体成员中，任弼时马列主义水平是颇有功底的，他所阐述的一些基本理论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同样重要的是，他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同时，又能进行独立思考和理论建树。
第一，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为“七大”擦拭灯塔。任弼时1940年2月第三次从莫斯科回国，5月政治局决定召开七大，委托任弼时负责会议筹备工作。从重托在身至七大胜利召开，时间跨度5年。期间既是中国共产党艰难的5年，也是他为七大奋斗锤炼党性勇担责任的5年。1940年至1941年2月14日止，仅主持代表资格审查小组会议就达19次。在5年的时段内，撰写大量文稿，据《任弼时选集》刊载文稿15篇，其中理论文稿9篇，占60%。有《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为什么要做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反对宗派主义》、《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等。这些文稿毫无疑问为七大的思想、理论、组织建设，形成毛泽东思想起了奠基性作用。
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他运用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学说，强调党员干部：增强党性“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
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其报告引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原理告诫全党：“党只有当自己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斗争，把它引向一个总的目标。”③在号召全党加强学习时，他宣讲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的原著说：“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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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时》蔡庆新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年8月 第2版 第45页。
②《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4月第1版 第127、131页。
③《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第1版 第235页。
才能完成这些任务。”①
同时，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也以党性原则警醒自己。他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谈到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他说：“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从莫斯科回来以后，由于看到《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小册子，由于季米特洛夫的嘱咐，由于看到皖南事变后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后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与信赖。”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地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③
第二，与错误路线斗争，为七大疏浚航程。中央在筹备七大进程的1941年6月29日，于中央大礼堂举行了纪念党诞生20周年干部大会，7月1日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革命锻炼，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决定因素。…… 要求全党，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增强党性，这年的9月政治局连续举行了五次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经过讨论，政治局确认，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会上，犯错误的大多数同志作了自我批评，王明却以“正确者的姿态”指责别人而不作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组织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为中央研究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各中央局、分局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10月4日中央决定，各地高级学习组暂不进行马恩列斯方法论的研究，本年内均先通读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与《六大以来》83个文件；同时将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组扩大到250人，由任弼时、康生、陈云、李富春根据文化水准、党龄及工作关系共同确定学习组名单及阅读各种文件的人员名单。这预示着七大筹备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次前所未有的路线斗争。就此，任弼时以“讲政治”的高度为党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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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第1版 第236页。
②③《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80、453页。
一是从共产国际的角度讲明共产国际对王明的认识和态度。1941年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谈完他对当时“国共关系”态度后，说出自己一贯正确的言论：1937年12月会议上的讲话与六中全会“路线是一致的”；他在长江局工作“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个别缺点是“强调斗争性不够”；不准在《新华日报》发表《论持久战》，“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在组织上“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原因是“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作惯了”。王明所持的基本态度，受到与会所有人的批评。……
任弼时发言说，我与周恩来在莫斯科时，季米特洛夫找我们谈话，说到王明同志的一些缺点，要我们告诉毛主席帮助王明改正。我们回来只对毛主席说过。前几次毛主席与王明同志谈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他还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则问题。在今天书记处会议上，我不得不把季米特洛夫等人对我说的的问题谈出来，帮助王明同志来了解问题。曼努意尔斯基问我：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的意见？是否想团结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围？季米特洛夫说：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有一次王明与米夫到一个地方参观，米夫向人介绍王明为中国党的总书记（洛浦：《救国时报》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任弼时认为，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说的这些话和王明回国后的表现，他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有原则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复活。
二是治病救人。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同年的11月任弼时受毛泽东的委托，看望王明及其妻子孟庆树，做思想工作。对王明说：要了解毛主席和党中央对犯错误同志的方针，完全是治病救人，是为了党。现在提出两条路线，并不是对王个人过不去，而是对着王所代表的错误路线，是要把全党干部、党员在思想上弄通。并劝王要安心静养，如果精神好，能够想想问题时，就想一想，检讨一下。对孟庆树说：要站在党的立场去反省过去，帮助王明，只要从党的立场出发，许多问题就会慢慢认识清楚。
王明对七大整风运动坚持自己的认识，不愿意转弯。1945年4月1日，任弼时又与王明谈话，征求王明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意见，听取对党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4月2日，继续与王明谈话。谈话后将王明两次谈话的要点进行整理。内容有：王明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的“内容和写法都同意”。他认为“有两点对他是新的：（一）以前只认为五中全会后是路线错误，现在是三年半，可同意‘九一八’后即路线错误，也可以说是战略错误，因同盟军已改变了”。“（二）连四中全会也是路线错误那更是新的”。从一个侧面表明党对争取王明，团结同志是非常看重的，任弼时细致地做王明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三是善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统一全党认识。1945年5月23日七大会议进入选举阶段，任弼时向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大家提到中央委员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还有人提到王明是否列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等。针对上述意见，任弼时及时向大会主席团报告，由毛泽东针对性的作专门讲话：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只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还要照顾到犯错误的。不要一次精得不得了，太精就会脱离群众。经过毛泽东对会议的这次谈话，统一了代表的思想，顺利通过了关于中共七大中央委员会选举条例。①
第三，撰写《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清仓理缆升帆。《聂荣臻回忆录》第十六章“在延安的日月”写道:“在整风过程中,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这个文件搞得相当不错,短短的,纲领式的,分清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作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
胡乔木同志也曾说：“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因为他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的作用。”②纵观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五项议案，其中（四）“七大”议事日程及报告负责人为：……党的
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③ 这年的5月，任弼时受托开始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报告。它是在1941年9月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抄清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文约七千多字。后经任弼时对“草案”两次修改，把“草案”改为“草案初稿”。内容包括：（一）关于四中全会的估价；（二）“左”倾领导路线的错误；（三）“左”倾领导路线的恶果和其思想根源；（四）在错误领导路线下还能获得一些成绩的原因；（五）遵义会议结
束了这一错误路线，恢复正确的领导路线；（六）检讨历史的意义和学习党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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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第二”标题中的内容和时间节点，均源于《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03—483页。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③《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64页。
重要。这个“草案初稿”后经多轮多次多同志参与修改，直到一年后，经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决议：经过讨论，会议一致基本通过由毛泽东领导、任弼时主持、经集体讨论、最后由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①任弼时等同志勇立船头做细致的清仓、理缆、升帆、引航工作，完成了党赋予的历史重托，使七大航船顺利抵达了彼岸。
第四，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政治。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全会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洛浦、彭德怀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我党历史上最受爱戴称之为“五大书记”的领导集体诞生。此时，由于任弼时身体曾遭受敌人摧残，年仅41岁的任弼时经斯大林派来的米尔尼科夫医生检查，已患有动脉血管硬化、糖尿病和脑供血不足等病灶。但是，他仍然奉行“为人民服务”是最大的政治，“党员的基本关系是政治关系”的理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直至伟大的新中国诞生。
1984年4月2日杨尚昆在《丰功垂青史 高德业后人——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中说：“弼时同志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一向反对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这种“三怕”精神，实际是任弼时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将人民的幸福当成自己的幸福，
全心全意为人民充当“铺路石”的硬汉人格，体现了他人生最大政治是崇高的为人民服务。
回顾党的历史，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虽距今已75年，任弼时在理论、思想、组织上为大会召开做出的重要贡献仍为广大党员群众传颂。源自于七大“讲政治”的理念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倾注了马克思主义者任弼时鲜明的人格个性，体现了他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独有的贡献，展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对党的全部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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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4月第2版，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