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封“中央来电” 谱写忠诚担当 ——兼述任弼时在红六军团西征中的核心作用

三封“中央来电” 谱写忠诚担当

——兼述任弼时在红六军团西征中的核心作用 

任弼时纪念馆党组成员、副馆长   夏 宇

内容提要：1934年8月，任弼时奉命率红六军团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与极左路线坚持斗争的成果。湘赣时期，他顶住《指示信》的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在西征的路线和时机上，他不盲从《训令》的规定。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他坚持正确主张，迅速发展了会师的成果。坚持真理，坚守信念，坚定地反左、纠左，充分展示了任弼时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忠诚与担当。

关键词：任弼时 “中央来电”忠诚担当 核心作用

1934年8月7日，任弼时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江西遂川出发，在无后方的条件下，连续作战78天，行程5000余里，于10月24日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木黄胜利会师，并迅速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发展为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这就是长征史上著名的红六军团西征(任弼时称之为“第一次长征”，以下简称西征)。

西征前后，正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并达到“顶点”的时期，“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连续受到损失。”[1]这一时期，红六军团和任弼时先后收到了三封“中央来电”，对此，任弼时进行了坚决抵制和积极斗争。王震同志在长征到达陕北后，曾经深情地回忆：“红军经常是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和执行艰巨的任务，他需要有很好的英明的领袖，任弼时同志不但是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治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具体运用在军事的活动上，最明确和具体观察情况以及迅速和切实决定具体行动方针。”

一、1月3日的《指示信》：顶住压力不“媚上”

中央局给湘赣省委的这封《指示信》，措辞异常严厉，指责以任弼时为首的湘赣党的领导机关，在“反机会主义斗争的领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一是“对于机会主义的首领王首道、甘泗淇仍然在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仍然在为省委甚至党代会写决议”；二是在军事上没有反对中央局早已指出的“和平保守的机会主义”，并给任弼时和湘赣省委扣上了“两面派和调和主义”帽子。要“把主要的火力向着一切两面派和机关主义者”。

《指示信》的火力越猛，指责越严，越能反衬出湘赣省委反左、纠“左”的积极态度。1933年4月，中共中央局“打毛排弼”，任弼时被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但任弼时并未屈服于极左路线的高压甚至打击，而是在湘赣苏区采取了一系列抵制和纠正左倾路线的措施：1、纠正“单纯军事进攻"的观点。提出把查田、肃反、扩红、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一系列的工作与军事进攻联系起来。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他指出经济建设工作是“整个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要“纠正和防止在经济斗争中的一切“左”的错误”，“吸引白区商人、资本家投资，来开发苏区的生产”，[2]这也是中共第一次提出“引进外资”的观点，极有战略眼光。2、停止了肃反的扩大化。任弼时对受临时中央打击的同志采取宽容的态度，处理时慎之又慎，《指示信》点名指责“不执行军委给予的战斗任务”的蔡会文(时任省军区总指挥和政委)，任弼时后来说，“我对他的结论并没提及他是罗明路线，如他在中央苏区，就恐怕要和肖劲光差不多”[3]。任弼时的秘书王恩茂回忆说：“如他不来，打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的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4]。3、军事上放弃“短促突击”的战术。在三月底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尽管中革军委负责人坚持要湘赣红军构筑碉堡阵地，实行“短促突出”战术，但任弼时力排众议，采用毛泽东“还是应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歼灭战，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5]的意见，使得“在军事作战路线上，还是保持了一些朱毛红军的传统”，并先后取得了沙市、利田等战斗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西征初期，由于经验不足，红六军团一度曾按军委的要求实行“大搬家”，但很快发现影响部队灵活行动，便迅速予以纠正，这正是“朱毛红军的传统”[6]，可惜随后长征的中央红军并未吸取这一教训。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时期，任弼时同志作为一个战略区的负责人。最大限度纠正和抵制了来自临时中央的错误政策，尽全力保持了红六军团的战斗力，保存了一大批干部，保留了朱毛红军灵活机动的特点，这也客观上为西征提供了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保证。

二、7月23日《训令》：不信教条不唯“上”

7月23日深夜，任弼时接到了《中共临时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训令》开宗明义：“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训令》规定了六军团的三大战略任务：一是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如博古所言：“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7]。二是“确立与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关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络的前提”。三是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一任务十分凶险，面对关山重阻和强敌重围，任弼时和六军团将士迅速开展政治动员和军事准备，毫不畏惧地孤军深入敌阵“挑战不可能”，这是何等的忠诚与担当！

但《训令》以教条主义者一贯的自以为是，一方面不顾沿途强敌驻扎，山大路险的客观情况，死硬规定了红六军团直接西进分“三步走”行动路线；一方面又不顾大军压境，铁桶将围的严峻形势，异常宽松地给了红六军团一个月的准备时间。《训令》的这些规定，任弼时等同志没有盲目服从，而是从实际出发，缜密研究。他们发现，南面是湘军和粤军的结合部，其间尚有较大的空隙，便于红军迅速行动，而此时国民党军队频繁调动，企图南北合围与红六军团决战。为了在敌人部署未完成之前突出重围，更好的完成任务，任弼时等一面向中革军委建议提前于八月上旬行动，一面将主力推进到遂川的横石、新江口一带隐蔽待命。

任弼时和红六军团领导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自作主张。改变《训令》规定的突击路线，自加压力提前《训令》规定的突击时间，这份“胆气”是有充分“底气”的。

早在三月初，任弼时即派出独立四团到湘南和粤赣边活动，此时“已在郴县、宜章、桂阳三县的十个区二十万人口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有农会会员一万人以上，党员五百多人”[8]。7月5日，任弼时和王震召集红十七、十八两个师主要干部在牛田开会，提出了红六军团主力向基本苏区的东南转移的初步方案，尽管这一方案为李德操纵的中革军委严加责备，给了任弼时以“严重警告”的处分，但就是因为任弼时对部队转移预为准备，所以能在中央训令下达后的一周内，完成繁重的准备工作，比中央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月，使突围行动在时间上争得了主动。8月7日下午三时，任弼时率领全军，在独立第四团的接应和掩护下，从横石新江口出动，当晚占领遂川县的藻林，歼灭守敌，突破了衙前至横石，遂川至黄坳、至七岭三道封锁线。这时湘军尾追，粤敌北上，企图包围六军团于湘赣交界的桂东、上犹和遂川之间。六军团日夜兼程大踏步前进，九日占左安，又突破了寒口至广东桥第四道也就是最后一道内层封锁线。8月11日，当蒋介石命令何健和余汉谋在汝城、沙田、遂川、上犹直至赣州一带赶筑碉堡“以便”包围时，任弼时等率领的西征队伍已安然到达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取得了突围的初步胜利。

三、11月16日《复电》：据理力争不惧“上”

红六军团在任弼时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率领下，8月份冒着酷暑，在无后方的条件下横穿湘南，历经汝城、郴县、新田、宁远、零陵、嘉禾、蓝山等八个县的县境，使敌人的几次决战部署一一落空。这是任弼时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与中革军委据理力争的成果。从这段时期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出，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来电，要么是不顾实际情况的盲目指令，要么是对前线指挥的粗暴指责，有时甚至是混乱和前后矛盾的。而红六军团则根据敌情变化适时调整战略战术，如八月二十四日致电：湘江水面宽，船只被敌控制，“西渡已无可能”，建议以阳明山为根据地发展游击活动；25日发现阳明山地療人稀，不利于发展，便迅速决定放弃原计划，改取“兜圈子”方法甩开敌人。然后挥师南下，转战千里，于9月4日未发一枪一弹，趁虚度过湘江。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确定战略行动方向的过程中，任弼时和贺龙等同李德操纵的中革军委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两军领导认为，第一，黔东特区不是巩固的根据地；第二，两军兵力合计7000多人，其中伤病员500余人，合则形成一个拳头，分则势单力薄，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第三，军委10月22日电令红六军团应“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根据地"不切实际。因此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但中革军委坚决反对，26日即复电批评："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坚持要红六军团速去乾城、凤凰“勿再延迟”。28日，任弼时再次陈述利弊，29日，军委再次复电批评。“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抺煞了”。[9]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通病，但任弼时、贺龙以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敢于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正确主张，毅然决定集中两军团的兵力向湘西北进军。从10月30日起，短短半个月时间，先占永顺，再弃永顺，充分发挥红军灵活机动的优势，终于觅得战机，于11月16日，在十万坪初战告捷。十万坪大捷歼灭了湘西军阀陈渠珍部两个旅大部，击溃了一个旅又一个团，歼敌一千余人，俘参谋长以下二千多人，缴获长短枪二千二百余枝，轻机枪十挺和大量的军用物资，军威大振。这是红三军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六军团西征以来扭转困局的转折点，奠定了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创立根据地的可靠基础。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批准任弼时、贺龙等屡电请示的重要问题和做出在湘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策。这封来电，实际上承认了任弼时、贺龙“集中兵力统一行动向湘西北发展”这一决策的正确性，也预示着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的日暮途穷。

“风骨忆当年，无限忠诚，甘犯刀丛排万难”[10]。无论是白色恐怖下的腥风血雨，还是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无论是提篮桥监狱的严刑拷打，还是教条主义者的严厉打击；任弼时始终坚持真理、坚守信念，义无反顾地“甘犯刀丛”。 三封“中央来电”，真实地反映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程度，也充分体现了弼时同志坚持真理、坚守信念的忠诚品格，充分展示了弼时同志不畏艰险，不辱使命的担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