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弼时的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实践看共产党人的初心
邹水清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领导人，他在武装夺取政权、军队建设壮大、军队政治工作、后方补给军工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实践，建立了不朽功勋，贯穿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一、坚信人民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反动统治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斗争形式，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较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时，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认为中国革命只有走十月革命道路，领导工农劳苦大众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统治，建立新中国，提出“军事运动是取得政权的‘一种特殊运动’”。
任弼时回国后主要开展青年团的工作，也竭力投身于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创建的实践，翻译了列宁的《中国的战争》等论著，撰写《列宁与十月革命》，坚决主张走十月革命道路。
“五卅运动”中，共产党人不畏牺牲，但在生死存亡的残酷现实面前，深知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为此，中共中央决议成立任弼时等三人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军事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任弼时坚决主张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迅速开展土地革命，他在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发展农村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代表共青团三次向党中央呈交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特别强调“首先应当有一支革命军队”、“没有军事力量，因此土地改革（土地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八七会议上，在临时中央讨论国共分裂后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上，任弼时指出了两个前途：一个是受帝国主义控制，殖民地大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道路；另一个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苏联影响下的非资本主义”，农村暴动起来后“乡村苏维埃比城市要先成功”。任弼时坚决主张武装斗争，是早期预见中国革命将从农村开始的领导人之一。
二、从中国革命斗争实际出发，开展人民战争
任弼时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善于利用时机以定进攻与退让”“免除过左过右及妥协的倾向”。
五卅运动中，任弼时在文告指示：“停止工人阶级孤军急进，守住现得的阵地，以免溃败而储战斗实力”。在处理湖南长沙暴动问题上，任弼时坚持“暂不举行暴动”，避免了无谓的牺牲。他指出：“必须要有广大的阶级及群众做暴动的基础”如果“没有具备暴动的条件而贸然发动，这便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
任弼时深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赣江以西地区最大的胜利。
红六军团先遣长征时，任弼时领导军团声东击西迷惑敌军，三天突破四道封锁线，横穿湘南八县、广西灌阳、全州、西延，经历七十六天无后方兵援的艰苦转战，到达黔东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会师后，任弼时坚持集中兵力统一作战，按照毛泽东倡导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发动了湘西攻势，组织大小三十多次战斗，胜利完成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的任务。
长征时，任弼时率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乌蒙山,打破敌军围歼，巧渡金沙江,取得长征胜利。毛泽东称赞道: “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抗战时期，任弼时坚持全民抗战、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持久抗战战略方针，提出“应当采用新的战法，求得能够消耗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使战争能持久”。大力提倡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对延安发动了重点进攻，任弼时非常赞赏毛泽东的“蘑菇”战术，他认为,敌人的重点进攻是虚弱的表现,我们要保存力量,跟敌人“蘑菇”,不能硬拼,“我之方针:吸敌在边区,配合旁区发展胜利,使其分散疲劳而聚歼”，他提出,西北野战兵团“以大部分散到敌之侧后行动”“断敌交通,打击敌之运输队。待敌更分散后,集中力量各个消灭单个敌人”，要求部队“像正月十五扭秧歌那样来回和敌人兜圈子,扭辫子,使敌人疲劳,相机加以消灭”。在党中央的指挥下,全国各大战场连连告捷。后来毛泽东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三、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巩固军队后方建设
土地改革、经济建设和各项积极政策的制定，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人民军队奠定坚固的群众基础。
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实施一系列重大决策：开展查田运动提高群众的积极性，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发行公债、扩大贸易、发展经济，“纠正和防止在经济斗争中一切‘左’的错误”，使湘赣苏区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困境。
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坚持土地改革，制订《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条例》《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苏维埃新根据地的条例》《分田大纲》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保障战争胜利，指出“迟延消极”“少数人以强迫的方法”都是危险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军队的补给成为抗战最大困难。根据党中央指示，任弼时着手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工作，他提出：“一是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实现军队开支半自给。二是开荒六十万亩，每年增产增粮四十万石。三是由军队生产经营“盐”业，实行官督民运。四是整顿税收”。厉行节约、发行边币、发展贸易，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持久抗战提供了后方保障。
解放战争开始转入战略进攻时期，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开支猛增。如毛泽东所说：“如不坚持土地革命则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小河会议后，任弼时更多的精力放在克服经济困难的土地改革工作上，研究和制定出解放区、战争区的新策略，起草《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及对各地财经工作的指示》《关于出征部队供给等问题的规定》，他的《关于土地改革几个问题》成为土地改革纲领性文件。
任弼时十分重视军工建设。他说：“在巩固、培养、生息抗战军队与抗战力量当中，必须加紧军事工业的建立与扩大”“敌人的封锁，而且这种封锁的范围还可能扩大，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与努力，逐步做到在持久抗战中军火自给，而且能够供给军队以必需的新式武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军事制造业，才能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
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队初心不变
任弼时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红军中必须建立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分支部”，政治委员“即为党的代表”。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要“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
由于“左”倾错误影响, 红二军团党组织和政治工作曾处于瘫痪状态，任弼时抽调一批干部到红二军团建立党组织，使红二军团迅速恢复和增强了战斗力。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他提出:“要反对党不管军事机关工作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
任弼时坚定不移地维护党中央、红军的团结统一。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攻击党中央。任弼时坚决抵制,表明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迫使张国焘北上。任弼时在致电中央时提出：“党内团结一致, 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
延安整风期间, 任弼时在增强党性的报告中,结合党的历史说明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反对宗派主义的必要性，他指出,“宗派主义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部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 在加强党的领导长篇发言中专门谈了“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批评一些部队干部存在“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的错误倾向,进一步阐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性。
八路军改编时，任弼时强调必须确保党的领导不动摇，指出：改编后我军的总原则是“保证党的领导”“成为抗日的核心”“红军改编后，具体的战斗任务有大的变动，但红军的宗旨没有变；有人认为改编后我们也是国防军，和国民党军队没有区别，这是错误的。”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恢复建立,对巩固党的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任弼时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指导八路军各部队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增强党性修养。
解放战争时期的,任弼时认为党的领导是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战略。他说:今天的战争规模扩大了,大规模战争要保证胜利,非加强纪律性,非统一集中不可,“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
在中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始终诠释着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单位：任弼时纪念馆
姓名：邹水清
职务：任弼时纪念馆研究室主任
电话：18973075100
邮箱：5192292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