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扬“骆驼精神”与补足精神之“钙”
符国凡 马志宇
内容提要：发扬“骆驼精神”和补足精神之“钙”，是中共两任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两者相互关联，相互统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发扬“骆驼精神”是补足精神之“钙”的方法和途径，补足精神之“钙”需要学习和践行任弼时同志的“骆驼精神”。
关键词：学习践行 任弼时 骆驼精神
发扬“骆驼精神”，补足精神之“钙”，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江泽民总书记和本世纪习近平总书记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分别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这两个课题，虽然时间不同，但时代相同；角度不同，但目的相同；方式不同，但作用相同；既各具特色，又有共性，二者相互关联，相互统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学习，传承，发扬光大。
一、发扬“骆驼精神”，补助精神之“钙”，就要象弼时同志那样，意志坚强，信念坚定，献身革命，矢志不移。理想信念是灵魂，是统帅，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有了它，就有志气，就有骨气，就有朝气。任弼时就是一个锐气十足的职业革命家。他出生于农村书香门第，自幼受到汨罗、岳阳历史文化名人和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进入初小、高小和初中以后，随着知识不断增加，视野更加开阔，对有关《民生在勤》《自立》《言志》《爱国说》《合群说》《富国论》等人生和社会问题，无一不深刻关注，见解独特，并发誓要“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后来，通过阅读《新青年》和《共产党宣言》，找到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立志投身革命。五四运动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更为任弼时等一大批湖南有志青年开辟了一条赴俄求学之路。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出国留学前夕，满怀激情地给父亲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坚强决心：“……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愿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后，任弼时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知识，参加了二大党章的讨论和党的策略的研究，自选了履行党的义务和开展青年运动的研究课题；自觉地接受旅莫支部制定的旨在培养革命意志和锻炼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的系统的训练，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革命信念，下定了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决心。回国后，任弼时不忘初心，不顾个人安危，积极为党工作，率领广大团员、青年投身五卅运动，坚持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斗争，努力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拉开了职业革命生涯的序幕。铁窗磨壮志，烈火炼真金。1928年和1929年，任弼时两次被捕，备受“踩杠子”“夹棍”“电刑”的残酷折磨。在生死关头，他咬紧牙关，坚贞不屈，保守了党的机密，保护了党的组织。他对难友周朴农的谆谆告诫，既是他与战友的共勉，也是他坚强党性的生动写照。他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
二、发扬“骆驼精神”，补助精神之“钙”，就要象弼时同志那样，对党的事业，忠诚老实，作风朴实，工作扎实，求真务实。
第一，在作风建设上，要常抓不懈，警钟常鸣。作风建设，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历来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远大计。用现在的话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驿站”和“加油站”，没有“歇凉亭”和“避风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任弼时尽管南征北战，日理万机，仍时时处处处高度关注领导机关和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干部战士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苗头，并耐心地进行防微杜渐的思想教育。在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期间，有次，永保县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该县苏维埃主席田玉祥特地穿着打土豪分得的皮大衣、皮靴，手指上戴着金戒指去开会，以此显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派头。田玉祥家住龙家寨，土家族，十九岁，打铁出身，在十万坪战斗中，曾冒着生死为红军带路。后任龙家寨乡苏维埃主席，永顺县财政部长。面对这样一位根正苗红年轻有为的新干部，任弼时没有声色俱厉进行批评，而是耐心地跟他讲“艰苦朴素是革命的传家宝”的道理，勉励他“要好好工作，不要脱离群众；要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作风。”有道是：响鼓不需重捶。看看任弼时艰苦生活的场景，想想任弼时艰苦朴素的教导，田玉祥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后来，他去县城开会，穿着打扮全是农村的派头。任弼时见了很高兴，当众夸他“这才是人民的好县长。”在山西抗日前线，丁铃常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方慰问演出，也常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向任弼时汇报工作。有次，丁铃顺便说起在演出费里报了几块钱浮账，其中包括炭火费、钉子费等。任弼时心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跟着“打破沙锅问到底”：“你们不是有烤火费吗？为什么还领炭火费呢？”丁铃蛮有理由地说：“当然有，那是在老百姓家里，办公用的，这炭火费在露天舞台、后台用的，后台冷，演员化装需要烤火。”任弼时并没有被丁铃说服：“你们演出，住室的炭火不就省下了嘛？”接着他又不解地问：“钉子干什么用？”丁铃解释说：“挂幕布。”任弼时又盘问道：“钉子用过后不是可以拔下来带走吗？”丁铃为难地说：“钉在木头里可不好拔哩！”任弼时这种细致认真点滴节约的工作作风，给丁铃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延安的时候，任弼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担子更重，工作更忙。他办事公道，管理精细，头脑灵活，是有口皆碑的党内“红色大管家”。他勤于调查研究，善于理论思考，先后写出了《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共产党员应当向群众学习》等光辉著作，谆谆教导广大干部一定要眼睛向下，深入群众，坚决把“官僚主义的坏作风”“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
第二，在作风建设上，要真抓实干，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争挑重担，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这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也是任弼时工作作风中的显著特色。在上海的时候，他既是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的俄语教授，又是上海及江浙皖区的团的干事；既是《中国青年》、《平民之友》、《团刊》的编辑、作者，又是团中央的俄文翻译；既要忙着筹备团的三大，认真处理团中央的日常工作，同时还要冒着白色恐怖深入工厂、街道、学校调查研究，发动广大青年积极投入五卅爱国运动。他满腔热情，忘我工作，忙得团团转，以致连父亲不幸去世，也没有时间回家奔丧尽孝，只好向母亲写信解释，请求宽恕。在转战陕北的时候，任弼时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责任更加重大。他既要负责三支队的军事行动和整个后勤工作，又要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既要代表中央起草签发大量电报文稿，又要挤出时间，调查研究有关土地改革的纠“左”问题、解放区的财经工作问题、重建青年团组织的试点问题；同时，还要坚持与高血压、糖尿病顽强抗争。医生嘱咐他：不要抽烟，不要喝酒，不要单独行走，不能穿带跟的皮鞋，以免跌倒，发生意外。任弼时遵照医规，自觉把烟戒了，把酒戒了，甚至把湖南人爱吃辣椒的习惯也改了，唯独对“只能卧床休息，不要参加会议”这条，大打折扣。比如1948年7月26日至8月8日，12天时间，连续开了9次防空会议，每次从下午6时左右开始，一直开到深夜散会。任弼时逢会必到，从不请假。他对劝他休息不要熬夜的米尔尼科大夫说：“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门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第三，在作风建设上，要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任弼时为人处事的准则。其一，在保护蒙冤的同志的时候，要身正不怕影子斜，英勇果断，全力解救。1933年4月，任弼时在《斗争》第三期上发表《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对“单纯军事进攻”和普遍存在的命令主义问题提出批评。此举，一下捅了“马蜂窝”，冒犯了博古等人。博古立即采取“打毛排弼”的组织措施，免去任弼时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将他下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其时，湘赣苏区局面也相当复杂：国民党军8万多人正包围湘赣苏区，准备实行第四次“围剿”；由于敌人长期封锁，苏区经济极其困难，群众无盐可吃，只能以硝代盐，连省委书记任弼时，每月也只有4两盐巴供应；更糟糕的是，“富田事变”后，湘赣地区大抓AB团，大批领导干部成了“反革命”案犯，生命岌岌可危。任弼时上任后，尽管政治上不得势，仍然受到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局对新湘赣省委机关存在着所谓“保守主义观念”、“两面派和调和主义”的指责，但为了保护同志，迅速组织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他挺身而出，排除阻力，及时解救了一大批被打成“AB团”的领导干部，使“死老虎”变成了“活老虎”。其二，在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时候，要有女娲补天的气魄，排除万难，维护团结。在红军长征途中，任弼时从率军西征，转战乌蒙，到甘孜会师，仗打了不少，路跑了不少，艰难险阻不计其数，而最大最难、出乎意料的是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会师前，任弼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大搞分裂，导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分道扬镳的情况一无所知；会师后，才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耳闻目睹，有所警觉；朱德、刘伯承及南下部队中众多指战员也期望任弼时与他们抱成一团，力挽狂澜；张国焘也使尽手段，妄想控制、拉拢、分化、吞并红二、六军团，以便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达到与中央抗衡的目的。任弼时心明眼亮，正气凛然，坚决站在反对分裂、维护全党团结的最前列。他对张国焘派来的工作组散发的反党文件，一律扣住，不准下发；他对张国焘不怀好意提议召开的两军联系会议，以“谁作报告，如发生不同意见，怎么做结论”为由，予以坚决拒绝；他对张国焘提出的撤换红二、六军团师以上的4个政治委员的人事方案，一口回绝。他多次诚恳地与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傅钟等谈党的统一集中领导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取得他们的赞同。他开诚布公地向二方面军领导人介绍了自己解决党内斗争的立场、策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36年7月10日和9月10日，他单独或与红二方面领导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就统一集中领导问题提出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任弼时独当一面，力挽狂澜，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终于促使张国焘共同北上，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其三，当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要有“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怕揭伤疤，不怕丢面子。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中，任弼时身居高位，肩负重任，出生入死，贡献巨大，但也一度执行过王明推行的“左”倾错误政策，犯过一些错误。比如，他对毛泽东就有一个从相识相交到相知相助的曲折过程。他与毛泽东同乡不同龄，但同为革命走到了一起。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他们就是校友，经常在一起见面，参加学校组织开展的演讲、竞球、竞走、拳术、音乐、美术等课外活动。后来，任弼时赴俄留学，又得益于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的帮助。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两人又是主要领导，成了亲密战友。但工作中，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毛泽东虽未留过洋，但年纪大，实际斗争经验丰富，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许多独特见解。任弼时虽在苏联读过书，但毕竟年纪轻，实际斗争经验少，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谋略一时认识不清，闹过矛盾。任弼时在代中共中央苏区起草《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就不点名的批评了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政治论断，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经验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不重视理论”。对毛泽东、朱德有关“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斗争军事思想也持异议。在宁都会议上，他竟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吃一堑，长一智。任弼时觉悟较早，对自己的错误非常正视，襟怀坦白，深刻检讨，努力改正，最终坚定地与毛泽东战斗在一起。长征途中，他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在出使共产国际期间，他不辱使命，积极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并同王明路线进行坚决斗争，为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延安期间，他成了党内的“红色管家”，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为整顿中央机关，开展延安整风，发展边区经济，奠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学习“骆驼精神”，补助精神之“钙”，就要象弼时同志那样，志洁行廉，先忧后乐，只求奉献，不求索取。在生活上，要甘于清贫，勤俭持家。“凡人之生无论士、农、工、商皆以勤俭为贵。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能勤俭，贫者可以致富；不勤俭，富者亦贫……”这是任弼时1915年写的《家风尚勤俭》作文，也是贯穿其革命生涯的勤俭美德和思想红线。在长征路上，没有鞋子穿，任弼时便发动大家打草鞋，并亲自动手编织，从不麻烦别人。在延安时，由于敌人经济封锁，边区物资非常稀缺，战士们连换季的衣服都没有。任弼时积极协助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并且亲自动手纺绵纱。在家里，他精打细算过日子，从不乱花钱。他穿的毛背心，是陈琮英用旧毛巾改的。孩子们穿的衣服也是“二手货”、“三手货”，总是补丁叠补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就是任弼时持家的规矩。进京后，他一如既往，从不贪图享受。他坚持住旧房，坐旧车，尽管组织上为照顾他养病休息，一再提出要给他换房子，装修房子，配备新车子，但他一直不同意，总怕麻烦人，总怕用钱多。在制度上，要以身作则，不能搞特殊。“凡事不能超越制度。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这是任弼时治国治家的规矩，铁板钉钉，雷打不动。1946年，初到延安的任远征去领生活用品。仓库管理员送她一个粉色的电光纸皮小本子。她也蛮喜欢，便收下了。任弼时知道后，立即叫她送回去：“这是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咱们不能搞特殊？”1948年，任远志背着他领了几尺布给弟弟包自行车。任弼时知道后，耐心教育远志、远远，将布退还。他说：“毛主席号召‘节约每一个铜板’，他自己还穿着补丁衣服呢。你们领公家的布做车衣，好不好？”1949年，小妹任培辰专程到北京看她，并要求他给湖南省委写封信，为自己的丈夫找个工作。任弼时照样不肯违背原则。他说：“这是小事，但是为了私事给省委写信，影响不好。”
总之，任弼时的骆驼精神，内涵丰富，正能量巨大，影响深远，是革命征途永不失效的精神之“钙”。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对一些尚未修成“正果”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更具有“镇静安神、强身健体”的“滋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