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从1934年8月红六军团开始西征拉开长征的序幕，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历时两年零三个月。任弼时在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本文将以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与红二军团会师，策应中央红军转移，促进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等方面进行论述，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任弼时如何用行动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关键词：长征时期 任弼时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兵力，企图用“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与红军决战。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占了统治地位，面对强敌，采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困境，中央开始考虑战略转移问题。任弼时在这次战略转移中，担负起率部先遣长征的重任，以大局为重，不畏艰险；正确决策战略方向，策应中央红军转移；维护团结，坚定统一，力主北上，为抗日凝心聚力，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一、勇挑重担，配合完成战略转移。
（一）临危受命率部西征，胜利完成中央部署的任务，为红军长征立首功。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虽然红六军团以在任弼时为首的湘赣省委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导下，多次失利，不足万人的红六军团被八个师的敌人压迫在方圆仅数十里的狭小范围，处境艰难，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来训令，命令红六军团第十七、十八师及红军学校学生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湖南中部地区，“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训令指定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组成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指挥西征。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限八月中旬完成。任弼时作为战略负责人，全方位的组织安排工作。因此，红六军团在训令下达后的一周内，完成繁重的准备工作，为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争得了主动，避免了战略转移演变成为“搬家”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1934年8月7日，任弼时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红六军团的其他领导人一起率领红六军团从横石新江口突围西征。此次西征历时78天，行程5000多里，克服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冲破了自然界的艰难险阻，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于贵州印江县木黄。为中央红军的即将转移探出一条相对安全的通道，为中央红军向湘西实施战略转移，查明道路、民情，起到了侦查和探路的先遣队作用。红二、六军团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长征途中最早的一次会师，以胜利之结果告一段落。
(二）审时度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对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伟大的意义，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特别是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钳制与吸引敌“追剿军”第一兵团全部及鄂、川、黔、桂军各一部，总计约20个师，有力的支援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
为了配合从苏区撤离的8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任弼时等率领部队不顾疲劳，声东击西调动湘西陈渠珍部、并占领永顺。随后发动龙家寨伏击战并取得了胜利，发动湘西攻势。此时，中央红军红军携大批辎重在湖南汝城和广东边境城口方向作甬道式缓慢行军，准备沿红六军团西征时开辟的道路前进。红二、六军团的行动迫使蒋介石放慢对中央红军的追剿。
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进入到湘西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建立后，任弼时开始着手解决根据地内部的问题，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等。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的会师使红二军团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红二军团的思想领导、政治工作以及军事工作建设得到更加健全的发展。任弼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促进了两军的团结，使苏区各方面的工作沿着党的政策顺利发展，革命根据地和队伍迅速扩大。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在红军整个战线上位置十分重要，它靠近反动中心的武汉和长沙，是红军前进的一个阵地，同时又是敌人进攻中央红军和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的侧后方，因此湘鄂国民党军已调集几十个团兵力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为了牵制和分散进攻中央红军的敌军，任弼时号召红二六军团指战员扩大红军、消灭新区内的地主武装，直接帮助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红二六军团在近半年的反“围剿”中，共作战大小约三十次，吸引了敌军80多个团，先后击败70余团，缴获敌步枪约10000枝，敌轻重机关枪150余挺，无线电五全架，山炮二门，子弹约一百二十万发；生俘敌8000余人，击毙敌师长一、旅长二、团长五、营连排班长百余，敌伤亡兵力在10000以上。红二、六军团跟十倍于己的敌人交战，自身实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比以前扩大一倍以上。
任弼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但牵制了敌人六个纵队的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及进攻中央苏区、湘赣和湘鄂赣苏区的敌人正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 ⠼/span>⠼/span>
二、顾全大局，力促三军大会师。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虽然没有建立统一的领导，但实际上形成了以任、贺、关为核心的集体领导，结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后面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红二、六军团1935年1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甘孜。会师后，任弼时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站在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上，从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出发，坚决而又有策略地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斗争。
（一）整合力量，将红二、六军团建设成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
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会合之时，部队已由出发时的9700余人减员至3300余人，红二军团也只有4000余人。两军若分开行动，则不能形成战略力量，任弼时和贺龙等其他领导人权衡利弊之后，任弼时则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四川南腰界会师后对两军进行了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以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原红三军线七师改为第四师，第九师改为第六师，各辖两个团，共四千余人；红六军团仍以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谭家述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暂时缩编成第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三三个团，共三千二百余人，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战斗的整体。
为了搞好两军的团结，任弼时做了大量的工作。1935年1月6日，任弼时主持湘鄂川黔省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提出加强党的建设、扩大红军、扩大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等任务。至1935年1月，两军团的主力军已扩大到11700多人，地方部队月3000人。红二、六军团形成为一支新的战略力量，为发展湘鄂川黔边区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和其他苏区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红军战略力量又改编为八路军—二0师，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以坚强的党性，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做斗争。
党和红军能够集中统一领导，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法宝。在关系党和红军前途、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时刻，任弼时旗帜鲜明地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实现了党和红军集中统一。
1936年6月，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西康地区同红四方面军前来接应的部队会师。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兼二军政委，下辖第二、第六、第三十二军（原红二、红六、红九军团改编）。会师前，任弼时对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一无所知。在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前后，朱德、刘伯承分别同任弼时等作过深谈，介绍了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的错误虽作过许多斗争，终感势孤力单，未能达到团结的效果。任弼时等得悉事实真相，凭借着自己的党性和原则性，和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高度责任感，对张国焘继续进行的分裂行为，作了一系列斗争。任弼时首先果断指示烧掉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不利团结、诽谤毛泽东等人的文件，态度坚决地抵制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攻击。他明确交待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抵制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接着，任弼时又击破张国焘控制、拉拢、分化红二、六军团的企图。张国焘不甘心，他向任弼时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提出要召开党的会议和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时，任弼时反驳说：“报告哪个做？有争论结论怎么做？”，“不能以多数压少数。”任弼时坚决地向张国焘要来了与中共中央联络的电报密码，恢复了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
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以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深刻意识到自己在促进团结统一工作中所需要担负的责任，他在给党中央领导人的致电中表明自己的主张“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并且遵照朱德、刘伯承的意见跟随红四方面军北上。在路上，他积极主动地找四方面军的同志谈话，了解情况，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最后，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胜利会师，这与任弼时卓有成效的工作分不开的。
三、注重实际，保存革命力量。
坚持红二、六军团集中行动。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后，“左”倾错误把持下的中革军委要求两军分开行动，10月22日，中革军委电令任弼时、萧克、王震，红六军团应“在松桃、乾城、凤凰地域建立根据地”，而此地是苗族和土家族聚居地，民族隔阂深，不利于红六军团孤军奋战，难于立足。10月25日，红二、六军团给中革军委电报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26日，中革军委复电批评“二、六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坚持要红六军团速去乾城、凤凰，“勿再延迟”。任弼时和两军领导研究后回电陈述两军合起来行动的利弊。29日，中革军委在此复电批评他们的错误。任弼时、贺龙根据中革军委要他们“向湖南大发展”的指示，当机立断，两军集中向西北进军。会合后，十万坪首战大捷，大振军委，扭转了当时红二、六军团的困局，证明两军集中行动向湘西北发展的决策的正确性。从任弼时及红二、六军团其他领导人与中革军委之间的来往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出任弼时坚持从实际出发，主张两军集中行动的决心。
保护了一批同志。任弼时非常重视党建工作，他处处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讲究策略，从而团结和保护了一批同志。
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内的思想斗争，以任弼时为首的省委在决定中指出：“必须耐烦的细心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反对不经过教育和解释的惩办制度，“特别是对于新的干部的个别错误应采取教育而不是主动撤职”。任弼时在处理大庸地委委员、军分区政治委员袁任远时，就是按这一原则做的，袁任远因为在收编游杂武装时因与个别领导意见不和而被撤职，任弼时先查明情况后，予以安抚，再调袁任远回省委担任秘书长。1月4日，省委在给各级党部及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中写到：对于一切反动武装，在采取军事上进攻的同时，“应采取政治工作，号召民团与土匪士兵回家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其家属亲朋去作宣传，“这里杀土匪’、剿匪’的口号，以及不分阶级、不分首领，捉到便杀的办法，只有帮助敌人，巩固敌人的阵地”。应该“去争取他们，说服和领导他们与我们一起去进行武装斗争”。
三军会师时,在甘孜，任弼时还营救过被张国焘当做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关押着的廖承志，廖承志在《关于任弼时同志的一点回忆中》写到，那时候“谁都不敢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打一个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当遇到任弼时和张国焘时，任弼时主动跟廖承志打招呼，并装着很熟悉的样子，还提出要帮助他，从而使廖承志等部分同志在部队到了炉霍之后恢复了部分自由。
叶剑英元帅说，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就是因为任弼时同志理想信念坚定，无论在何种境况之下，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体党员谆谆教诲：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重温长征时期的任弼时，以此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辞重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