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丰 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核心提示:2010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同时对“三观论”作了详细阐释,为领导干部如何“做人、做事、做官”明确了方向。为更加深入系统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三观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官,宣讲家网站特别邀请到《经济日报》原总编辑、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高级记者艾丰教授,与大家共同分享他的一些学习体会。讲座共分三方面:一、谈如何做人,做人必须以诚为本;二、谈如何做事,做事必须以实为本;三、谈如何做官,做官必须以民为本。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今天有幸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学习体会。人一生就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做人,就是自己做的怎么样,做自己,做人。第二件事,是做事,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事业要做、很多事情要做,是做事。第三件事,有一部分人,不可能所有的人,要当个头,他要做官。实际上我们一生就是做人、做事、做官这三件事。
这三件事怎么才算做好了,怎么才能把他做好,可以写几百本、几千本、几万本书,但是这么多年根据我切身的理解,也可以把他说的很简单,把他归结为三句话,做人、做事、做官。归结起来可以归结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做人以诚为本,没有诚恳、没有诚信,北京话叫,这个人满嘴跑舌头,说明一点准都没有,做人肯定最起码的条件他不具备,所以本是诚,做人以诚为本。这个是绝对不可以违背的,他是本,没有本其他都没有了。做事,怎么归纳呢?以实为本。做事怎么才能做好呢?从实际出发,最后还要落到实处,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离不开一个实,空论半天事情做不成,空想也做不成。不落到实处也不算做成,所以从头到尾是以实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做事一定要记住以实为本。第三件事就是做官了,做官什么为本?以民为本,民是你的服务对象,民是你的依靠对象,民也是你的检验主体,你是为了他的,要依靠他的,最后做得好、做得坏他说了算,他不满意你没做好。所以看一个官做的怎么样,就要看民对他的评价怎么样,如果民对他的评价不怎么样,那他的官就不怎么样,没有其他的更根本的标准了。我们党有我们党的标准,有我们党的干部的标准,但是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根据民的标准来制定的,离开民的标准没有另外一个党的标准。老百姓都说这个干部不好,我们共产党会说这个干部好吗?这是不可能的,最基础的东西是民。
所以我们活一辈子几十年、上百年,做的三件事,需要记住很多东西,但是这三个字是最不能忘的,做人以诚为本,做人以实为本,做官以民为本。如果我们真正把这三件事记住了,而且不是一般的记住了,是把他当本来记的、来践行的,我觉得你应该就是一个好人,你可能做很多好事,当官也会是一个好官,离开这三个本,可能很难做好人,也很难做好事,更难做好官,这三为本是我对这“三”做的一个总的概括,但是这么讲有点太抽象,因为它还是一个笼统的最大的、最基础的一个归纳。下面我对做人、做事、做官我分别讲一些看法、一些想法、一些体会。
第一部分,讲一讲做人方面的体会。
做人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人?做人让你做好人吗,不是让你做坏人吗,什么是好人?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好人的标准我不是讲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是好人,但是他是先进分子,不能所有的人都按党员去要求,只按先进分子去要求党员。我现在做人,是讲对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应该这么要求,你是不是人?你是人,好了,我就应该这样要求你。我做人的标准是普遍性的一个标准,那什么是好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答案,我的答案很简单,有良心的人才是好人,这是老百姓认可的标准,老百姓骂一个人是怎么骂的人,说这小子没良心,不是人,对不对,他没良心,老百姓就说不是人,不符合做人的标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上普遍能够接受的,大家能够执行的一个标准,好人就是有良心的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如果能接受,什么叫良心?良心其实解释起来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我给他解释良心的内涵就是八个字“饮水思源、知恩图报”,这就是良心。说我喝这个水我要想一想它是从哪儿来的,我受到了别人的恩惠,我一定要努力去报答人家,“饮水思源、知恩图报”。做到有良心容易不容易呢?容易,也不容易,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我图报不一定能够报得了,可能图报没报得了也算你有良心,你想做点好事你想返回去,但是某种原因没返回去,但是你有这个心就是有良心了,不一定都回报,我说的是图报。
应该说做到这一点比较容易,但是我们从生活里看一看,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做到有良心,有许多人在许多事情上没有做到有良心。在工作中,单位给很多东西让你在这里能好好工作,但是有一个事不省心,领导对我支持不够,或者我认为他支持不够,我就闹情绪,我就发牢骚,我就不满意,甚至甩大鞋,不干活啦,是不是有良心啊。周围的同志、周围的朋友帮助你很多,可能有一个人帮助你三件事、四件事,但是有一件事由于各种原因你求人家,人家没做到,你就翻脸不认账了,这人不行,不够意思,人家给你做三件好事、四件好事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有一件好事你不满意,因为对你没做成你就翻脸了,算有良心吗。人家为什么要一辈子给你做好事,人家为什么所有的需求都必须给你做好,哪儿写着呢,哪儿规定呢,没有这种规定,人家一辈子帮你一件事就永远记住不忘,因为没有规定他一定要帮你。我们周围看看,交友能交到这个程度的,就是说人家对你一辈子做一件好事一辈子不忘的,交到这个程度的有多少人呢?给你做三件事、四件事你不说什么,有一件事没做成,你就翻脸不认账了,有多少人,后边的人也不会很少,所以做到有良心并不容易。
过去一个时代,在我们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把这个好的概念、好的传统文化丢掉了,丢掉的理由认为讲良心没有阶级性,说人要有良心,哪个阶级的良心?没说,没说那就应该说无产阶级的良心,那资产阶级就不要讲了?共产党员的良心,不是共产党员就不要讲了?但是这么一批大家就不敢讲良心了。我年轻的时候很长时间,大家不许讲这俩字,就爱批,没阶级观点。这种说法我起一个民自,叫庸俗的阶级论,马克思的阶级论是有一定道理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观念或者叫划分,在一定历史时期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把他庸俗化了。所谓庸俗化就是活用、滥用,如果用这个庸俗的阶级论的观点批这个观点来看,雷锋也不能做好事。雷锋怎么做好事?雷锋扶着一个老太太上汽车,我们就问问雷锋了,这个老太太什么人你搞清楚了吗,她是地主婆你扶她上汽车,你阶级立场跑哪儿去了。所以按照这种理论,雷锋要扶老太太上汽车,她得把老太太单位找到,然后把她档案搞清楚,是个什么成份,一看是我们贫下中农、我们贫下阶级,态度扶她上汽车,不然是不行的。那请问什么在社会上的好事可以做,因为你要帮他的时候首先要查人家的档案,档案怎么查起?所以这个理论看来很革命,实际上一点都不革命,把我们人的好处道德都给他取消了,用阶级论的观点让大家无法做好事。
所以我在90年代末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经济日报上写的“要讲良心”,写完以后反响很大,河南的新政晚报转载了,转载以后一个老教师给我来信,说你写这篇文章太好了,我们就是要讲良心,这是我们中国人非常好的文化传统、非常好的道德传统。他跟我说,虽然我退休教师没有多少钱,但是我自己花钱复印了几百份给我认识的人,几百份对退休的教师来说也是钱啊。他说我希望你向中央教育部建个议,将来小学课本里面应该有一篇课文讲良心的,让我们的儿童从小就要有这种理念,做人一定要讲良心。后来我又给他回了一封信,我们这封信又登在了报纸上,讨论了三个多月,大家讨论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讲良心是正确的、是对的。对社会有巨大的教育作用、感化作用,所以对良心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
反观我们现在为什么提这个东西?除了我们正面讲这个道理之外,在现在对我们现实针对性应该是很强的,我认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假冒伪劣很多,不讲诚信的事情很多,什么原因?说他没有法治理念,可能都是原因,管理不严,是原因,但是从人的价值观来说,没有良心这样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是根本原因。
我认为我们现在跟这个相关的,有三个魔鬼,影响我们讲良心有三个魔鬼,第一个魔鬼,叫不知感恩。良心的内涵是感恩,不知感恩,就是说只想别人给我做事是应该的,而不讲别人给我做事我应该感恩,这是一个很大的魔鬼。老认为别人该他的,他从来不认为自己该别人的,我坑你是应该的,因为你该我,他还理直气壮。
第二个魔鬼,比这个稍微轻一点了,叫急功近利。只讲功利,要发财就想快发,所以怎么快发呢?成本小小的、价格高高的,成本怎么小小的呢?偷工减料,用假材料等等,什么地沟油不就上来了嘛。然后怎么卖的价钱高高的呢?胡吹广告嘛,说怎么怎么神,才能花大钱买你的东西嘛。所以就这么出来的。这些假冒伪劣怎么出来的?一个是不知感恩,一个是急功近利。
还有一个魔鬼,包括我们这些大企业,是片面业绩,只讲企业、利润,不讲社会责任,其实社会责任是你更主要的业绩?你赚了钱不造福社会,只造福你的老板,你的老板钱多了,那我们为什么就喜欢你呢?钱装在你兜了,只有你赚了钱还为社会做贡献,我们才尊敬你、喜欢你,可以说社会责任。只讲业绩,不讲社会责任。
所以我们讲良心在当前我认为有三个魔鬼必须清楚,良心才在我们的心里安家落户,不然这三个魔鬼,一个是不知感恩,一个是急功近利,一个是片面业绩,占了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良心就会被挤出去。
我想做人的第一个问题就讲这么多,道理很简单,但是做到不容易,我就讲了,要有良心,讲良心是不错的,这是我们好的文化,要讲良心就要清楚这三个魔鬼。
做人的第二个问题,怎样识别好坏人。做人,我们说做好人不做坏人,每个人都说我是好人,我不是坏人,怎么样识别人呢?当然有专门做这个工作的,那就是组织干部部门他们是专门干这个的,他是是别人的,但是平常我们每个人同样也要做这件事,也会遇到这个问题。这里头要细讲一天都讲不完,我只讲两点,第一点,在对比中看人,看人怎么能够看的快、看的准,就是要用对比的方法,不要用一面看,用一面看看不准。
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找到衡量人品的十条标准,第一条标准我就这么些的,对领导(无论在台下还是台上)是否尊重,对同级(无论是有提拔可能还是无提拔可能)是否团结,第三条,对下级(无论对自己有用还是无用)是否爱护。我干吗罗里罗嗦的非加个括号啊,括号是关键,因为比如说对领导,那括号叫“无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这就是对比,领导在台上敢不尊重吗,不尊重他把你撸了,但是领导一下台我就不认识了,你姓什么了,不认识了,他们说的人一走茶就凉了,一点情感都没有了,甚至一点尊重都没有了,我想人品应该有问题。
当然我不要求你像原来在台上一样,因为台上要请示很多工作,但是态度不一样。尊重我讲的是态度,所以对领导在台上什么态度,在台下是什么态度,一对比你就知道这个人的人品如何了,光看一条不行,看两条一对比,我后边这两条是一样的。同级跟自己差不多的,有提拔可能还是无提拔可能,有提拔可能我是一个态度,无提拔可能我又是一个态度,一对比就清楚了。对下级也是一样,这个下级我可能用得着我对他什么样,用不着我可能拉倒了,都是一个对比。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要看他在顺境的时候是不是趾高气扬,在逆境的时候是不是垂头丧气,把顺境中的他和逆境中的他做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出这个人他真实的素质。对强者是否唯唯诺诺,对弱者是否盛气凌人,有人说他就是那个脾气,那不一定,对强者他就没脾气了,对弱者他老发脾气,那是脾气还是人的问题啊?北京话说见到熊人他拢不住火,见到能人他没有火,他本事哪去了,那是脾气吗?是素质问题,不是脾气问题,如果是脾气问题他对所有人应该一样。所以我不相信,很多人这方面他一定是脾气问题,你怎么对你害怕的人、比你强硬的人、比你硬的人不发脾气,专拿比你弱的,你欺负起来弱的,你比脾气。一对比看出来了,不对比你以为他就是那个脾气,一对比看看,是脾气问题还是素质问题。
我当一辈子记者,采访失误很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即使采访先进人物,我也找他的负面方面去挖掘一下,有没有负面的东西,然后负面东西了解了,看是什么样负面的东西,不是本质的,拉倒,这样的话我对他的评价就会有分寸,也不会把他虚假的成绩来欺骗我,所以看人一定要看两面,然后把两面做对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这是怎么样识别好坏人我讲的一点。
第二点,这一点更重要,怎么样认识一个人的优缺点,这是我们在提拔干部也好、议论干部也好,经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做坚定的时候基本上讲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怎么认识他,我认为我们在这个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误区,不是我们某一个人,而是我们整个组织管理观念里边,这个方面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急需改进。务虚在哪里?就是不知道一个人的确定和一个人的优点是什么个关系,一个人的优点和一个人的缺点是啥关系啊?我把他概括为一句话,一个人的缺点就是一个人优点的延长,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优点延长了就成缺点了,说这个人有主见,优点,主见过火了,主观了,这变成缺点了,主见延长到不该有的程度,他有主见就变成了主管不听别人的一见了,但是很主观了。说一个人埋头苦干,党叫干啥就干啥,优点,他延长了,党不叫干啥他从来不干啥,就没创造性,因为党没说那我怎么敢干呢,所以他就没创造性,他很听话,没创造性,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所以从绝对意义上讲,让一个人克服缺点,是没法克服的?怎么克服啊,因为是优点的延长,你压根没这个缺点,你把他优点一块抹了,因为你让他不主观他可能就没主见。
所以我们中国人衡量人特别衡量干部的理论观念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从古至今,包括我们现在党所执行的东西都有这个毛病,我们掌握的标准、应用的标准是一个完人的标准,只许你有优点,不许你有缺点,但是完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一落实永远没有完人,没有完人但是结果会有什么结果呢?要求是完人但是没有完人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会是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我们老想办法,过去叫搞运动,老想办法把每个人弄成完人,最后发现努了半天力完人也没出现,费了半天劲都是负作用,然后甚至把人际关系搞的很复杂,因为你要求完人他做不到啊,你想我入党57年了,我56年就入党了,我经过历史运动成长好多,到现在我觉得我也不是完人。
第二个,完人的标准,我说的尖锐一点,往往成为打击干事人的标准,不干事人有缺点,大家没意见,因为他有缺点不干事对别人没什么影响,或者大家也不关注,有能耐的干事,重要岗位的,他的缺点有影响,大家关注,所以有能耐人、有才能人的缺点就成为不用或者不能够很好使用有才能人的一个根据,因为他有毛病,一考察大家一堆意见说他这个毛病。有的人他也没干什么事,说缺点他不干事也找不着。我们否定人很容易,否定冒尖的人、有作为的人很容易,但是否定不冒尖的、不作为的庸人不容易,既然否定那个容易、否定那个人不容易,我们就可能把庸人提上来,把真正有创造性、有棱有角的人提上来不容易。所以美国乔布斯在世界大轰炸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些企业家的论坛问我,说中国能不能出乔布斯,我说中国两句话,一句话,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才能来说,十个乔布斯、一百个乔布斯都有,但是我们中国为什么出不来乔布斯,因为我们中国的主流文化、宏观文化是不允许乔布斯出来的,因为乔布斯的毛病太突出了,在美国那种容忍性的多元的文化可以存在,但是在我们中国就不允许存在,想法要把他消灭掉。所以这种优点和缺点的辩证关系我们搞不清,就误了大事,因为事情是人干的,真正的能力不能发挥,民族的活力就会受到影响。
中国几千年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多发明创造,但是真正能推动我们社会进步的并没有多少,而且从学术来说,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就更不能说你创造了,你只能说孔子那套话,说出圈都不行,那你有什么创造。所以几千年就老是自我欣赏,欣赏到人家把你打败了,欣赏不下去的时候为止,八国联军打到北京了,英法联军把圆明园好了,那时候才明白,但是只有一小部分人明白,但部分人还不明白。所以这个人才文化的这个问题他的严重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体会呢?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退休下来,老做鉴定嘛,一做退休就做鉴定,做坚定的时候老有一个缺点,骄傲自满,但是我从来不服气,我说我怎么骄傲自满呢?第一,骄傲就是不服别人,我说别人比我好我从来不嫉妒,我怎么叫骄傲呢。第二,自满,从来从来不自满,老认为自己差的很多,天天努力玩命干,我怎么自满呢。既不嫉妒别人,又不满足现状,请问我怎么叫骄傲自满。这也没办法,鉴定是人家做的,人家说的轻的时候也要说一句注意防止骄傲自满情绪,说的算客气了,也这有一条,免不了。
后来我到人民日报工作,到记者部,我就跟那个老主任说,我说我有一个苦恼,说你有什么苦恼,我说我不骄傲自满,人家老说我骄傲自满,你说咋办?他说太好办了,你就做两件事,因为我刚到人民日报去嘛,说开会不要坐在前边,坐在后边不显眼的地方,第二,讨论的时候不要发言你就把这两条做到了就可以了,我就听他的。开会中间有一个桌子,坐一圈人,肯定我不去,到墙根底下弄个椅子,一坐,最好旮旯的地方,然后拿个小本,大家说什么我想记就记点,讨论问题了大家都说完了我也不说话,说艾丰同志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没有,按照这个办法做了一年,非常有成效,没有一个人说我骄傲自满。
但是我听了另一个评价吓了我一跳,有人说艾丰这个人城府很深,我一听吓一跳,还不如要骄傲自满呢,你们说是不是,骄傲自满说明可信,城府很深怎么打交道,你心里面想什么别人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印象城府很深呢?因为人家看我写的东西,说这小子还有点见解,对问题还有点看法,怎么开会什么都不说呢,想的什么玩意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一听,算了,咱这骄傲自满先不改了,咱就把那城府很深改掉就行了,因为你想有点见解、有点作为,这个优点一点不延长不太可能,所以我后来就不管他了,管他说我骄傲自满还是不骄傲自满,该咋说咋说,该咋做咋做。
所以我的体会,你要想有点见解、有点创造,你要让别人说你还是十分谦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创造就是要说别人没说的东西,而且要说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东西,你才能创造啊,那这就很可能给人家一种自吹自擂骄傲自满的印象,所以这个事情我搞清楚之后我后来写我那本书的时候,我那个序言我就写,我说这本书有什么本事、有什么本事、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写的很吹嘘、很厉害,后来一个写新闻采访的,后来一个人看我的书以后,偶然机会见到我说,你那本“采访的方法论”我看了我不想买,因为这方面书看过不管事,后来看了你那个序言说你这书怎么怎么好,我就买了,我说你上当了吧,我那叫自吹自擂,你说不好你也看了。要想有突破、要想有创新,你自己首先说不行,你还能立住吗。
所以我在当了头以后,我对下级的要求,我不要求他克服缺点,大会上我就讲这个,缺点是优点的延长,不要求你们克服缺点,但是我要求你们不要老延长,不要延长的太多总是可以吧,所以我叫限制缺点,缺点是可以限制的,但是是不能克服的。我们是人民日报记者,记者都自由散漫,上班、下班管不好,因为他要采访到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你把上下班规定的那么严,他没法采访了,所以我就要容忍他适度的自由散漫,因为你不容忍适度的自由散漫记者无法工作,天天像工人一样8小时按时上下班,那他加班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外面中午不休息去找人你也不知道,所以这个事情不能按这么做。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管理办法,怎么让他限制缺点,而不让他克服缺点呢?那时候还6天班眲,我说一个礼拜6天班不管你们,爱干吗干吗、爱上班不上班,我不管,但是我就管半天,礼拜一下午2点必须到这儿开个会,叫例会,把上班的精神传达了,把部里的要求传达了,把你们要说的话汇聚一下,其他5天你们自己管。这个效果很好,大家觉得可以发挥,我那限制又不严,我又觉得限制不严是不严,我又可以操控,因为我那半天就可以把他们都控制住,因为他们干什么我知道,什么题目出来我知道,这个题目我需要不需要我知道。这是第二个问题,怎么样识别人。
第三个问题,好人的误区。
做好人为什么还有误区呢,这个不是从概念出来的,是我观察出来的,我发现好人的缺点、错误比坏人还多,坏人就一个错误,目的不对,但是方法很讲究,因为他知道做这个是坏事,要做好了不容易,所以他就兢兢业业研究策略和方法,找哪个领导,见哪个领导怎么说,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他设计的非常精致,于是他那个坏事做成了。好人为什么犯错误多呢?他有恃无恐,我是好心,我要做好事,我一心为工作,我一心为他人,我做什么都对,所以说出话来不管,不分场合,不分方式,做事很随便,处理问题很随便。好人的错误在于有恃无恐,说持者好心也,于是乎不讲究方式、方法,这实际上是一个唯心主义思维。你的好心谁看见了,但是你的坏方法、坏态度人家首先感受到了,那是直接现实。比如说这个领导今天怎么烦,因为遇到别的烦事了,你也不管他烦不烦,这个领导很忙,你也不管他忙不忙,你逮住他就提一大堆意见,他因为很忙、很烦,他不好好听,你就说这个领导不虚心,我给他提意见他都不好好听,久而久之、多而多之你这样做领导就对你产生了坏印象,这个人不行,为什么不行?他老在我不喜欢听什么的时候说什么,见着他就不痛快,那他还会重用你吗?很多好任务还会给你吗?我相信不会。那以后你又说这个领导小心眼,任人唯亲,我对他不亲他就怎么样怎么样,你肯定关系越搞越坏。
中国有一句话,是一半道理我们就把他当成了全部道理,这句话叫什么呢,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句话是一半道理,为什么说是一半道理呢?生活告诉我们,吃中药可以治病,但是谁还喝中药汤呢?极少数人现在还不怕苦口喝中药汤治病,大多数人就搞胶囊了,西药是胶囊,中药也是胶囊,拿水一冲就下去不苦口了。所以良药未必全苦口,或者说不苦口的良药人家更愿意服用、也更容易治病。全国医药治协成立的时候,让我给提一个词,我就提这个词了,因为他是卖药的嘛,正好说这句话,“良药未必全苦口,爽耳忠言更利行”,好话为什么没有好说呢,好的意见为什么不用好的方法让他更容易接受呢。所以讲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是对谁说的?是对听意见的人说的,不是对提意见的人说的,是对吃药的人说的,不是对做药的人说的,做药的人就要用我这个话,“良药未必全苦口,爽耳忠言更利行”,这半真理是对这半人说的,因为提意见和听意见是对立关系。我想这是一个误区,一定要把他克服掉。
第二个误区,不知道、不懂得、会团结是大本事。许多人自己做的很好,自己也很能干,但是就不善于团结人,不善于团结人跟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自己很好有关,因为他用要求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说我做到了你为什么做不到,然后对大多数人他都看不上眼,然后就不搞好团结。
我的一个下级,一把手,到我那汇报,说他那个单位谁谁谁什么毛病,我说你别说了,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第一,我听不懂,第二,我听不进去,第三,我更记不住,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半天不解决问题,我说你说的这个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等于知道,为什么说等于知道呢?因为这个单位我认为别人缺点都比你多,所以才让你当头,你现在告诉我,别人还有很多缺点有什么用,我已经知道你的优点比他们多、他们的缺点比你多,才让你当头,如果你的缺点比他们多我会让你当头嘛,你现在给我汇报别人有什么缺点有什么用啊,我派你去的任务就是,如果顺着你的话说,就是要团结比你缺点多的人一块工作,这才是你的作用,我要你才去的,就是这个目的,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目的我就不要你了。他就不懂,会团结是大本事,团结那些人可能是自己看不上的人,可能是不如自己的人,可能是缺点很多的人,但是你能不能团结,会团结的人发挥的是群体的作用,不会团结的人再优秀是一个个体的作用。我当头这些年我其中一个苦恼就是这个苦恼,有些人从个体来考察,非常应该提拔他,但是由于提拔会团结,我提拔他就打击了更多人的积极性,所以忍痛无法提拔他。这心情也很矛盾,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他关系就是搞不好,他自己做的确实很好,你不能说他是坏人,他是好人,但是他不会团结人。
所以好人,我说为什么要克服这个误区,就是要记住咱们最经常说的那句话,说你真正理解了不容易,说一花独放不是春,就是说你不会团结人,必须大家都开花了才是春满园嘛,这才是真正的有群体作用的,群体作用很好的好人,因为我不是生活再一个个体的社会、单体的社会,而是生活在一个群体的社会,任何单位都是群体,这是第三个问题。
做人的第四个问题,好人怎样长寿?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说法,因为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好人没长寿、坏人活千年”,说好人活不长,这可麻烦了,做好人活不长,这不就有问题了嘛。这次记协搞一个倡议的时候,我想了这个问题,我说好人一定要做到,第一,可敬,第二,要可羡,大家不仅敬仰他,而且觉得他那个也挺好的,很值得羡慕,所以我就提出来核心价值观,有一个家庭和睦、个人幸福的魅力,魅力就是吸引力。核心价值观,我们提倡什么?不仅让人家觉得可尊敬,一定要让人家可羡慕,说那个玩意我要得到了有多好啊,增加了他追求、追逐的自觉性,这个问题就是我要解决的,好人有长寿的问题。不仅受尊敬,而且活的很舒服,他才能长寿。
当然好人长寿是主客观的,我们的政策、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党政机关或者怎么样,对于好人要爱护,这是一个方面,我今天不讲这个,我讲好人自身,你怎么样树立你的一些观念,怎么样解决你面临的一些相对的很难解决的矛盾问题。
一般我们解决是怎么解决的呢?是这么解决的,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说你做好事一定有善报的,说你做好事别觉得吃亏,这句话可能是来自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教解释的办法,没有问题,他解释的很周严,他用什么办法解决呢?因为这个事情的难题在哪儿呢?在于说的和实际生活不完全重合,他的难题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观察社会。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对好人是一个鼓励,说做好人要有好报,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里边用实际检验这句话不是一个全程肯定,什么意思呢?有的做好事不一定有好报,有的做恶事不一定有恶报,现实生活之中,因为佛教他解决这个问题是用虚拟世界解决的,不是用现实的东西,他虚拟世界怎么解决呢?说你很努力,也没发财、也没升官,也没得好报,你就很不痛快。佛教告诉你,你别不痛快,为什么现在很努力,善没得善报呢,因为你前辈子没做好事,所以这辈子得报了。你一想,这对,这不赖别人,赖我,我前辈子没做好事,所以这辈子没得好报,所以他心里平静多了。然后你再努力,这辈子继续做好事,虽然没得好报还要做好事,下辈子就得善报了,佛教这么一说说的很圆,但是没法检验,说我上辈子是不是做坏事了,谁知道啊,下辈子是不是得好报,谁知道啊,我只是给你讲这个道理。为什么佛教说诚则灵,你信这个就灵了,不信就不灵了。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的,我们不相信有前世,我们也不相信有来世,我们只相信今世,从今世这样一个时间段内,就是我说的,不是所有的好事都得好报,所有的恶事都得恶报,那怎么办?这就对好人是个考验,我做了好事了没得好报,还继续做吗?旁边那个人做了恶事,没得恶报,占了很多便宜,我学不学他啊,他有诱惑力,他的便宜有时候还占的很大,我学不学。
所以毛主席早就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大家很熟悉,我不说那个文章名了,只说那个词。给吴玉章写的,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为什么难?就难在这儿了,做好事没得好报,别人做坏事没得恶报,所以自己的好事坚持不坚持,别人做坏事要不要学,这是一个很实际的考验。很多人就在这个考验面前打了败仗,甚至最后打了败仗,一辈子都不做,到老了受不住了,叫晚节不保,这样的人也有啊,也不是很少。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我有一个重大发明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是重大发明,只是现在宣传的不够,如果我这个重大发明被大家所掌握,不能说解决这个问题,起码大大的能够缓解和解决这个问题。我发明了一个概念,叫做心里积淀,什么叫心里积淀呢?就是做事做完了,心里会留下一个沉淀物,做了好事不管有没有好报,心里都会留下光明的积淀,做了坏事不管有没有恶报,心里都会留下阴暗的积淀,这是改不了的。这个原理老百姓早就理解了,老百姓说的一句话叫做“白天不做亏心事”,下面那句话叫什么“夜里不怕鬼叫门”,为什么夜里不怕鬼叫门呢?老子没做亏心事,就是他心里积淀是光明的,他可以抵御很多这样的所谓威胁和苦恼、恐惧,这就是心里积淀的作用。
比如说你是一个干部你受了贿了,没把你抓出来,抓出来觉得恶报了吗,你没恶报,但是你心里头阴暗积淀形成了,夜里12点睡觉刚睡着,突然街上开过一辆警车了,一下就坐起来了,是不是抓我的。如果你没受那个贿,他开一辆警车,开八十辆警车都跟你没关系,你不会惊着坐起来想是不是抓我的,为什么?因为你没做那个事,这就有很大区别,区别不再报上,而在心里积淀上。而心里积淀不同你的生活质量很不相同,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吧,吃的一样,穿的一样,官大小一样,但是心里不一样,他是不一样的,心里积淀是光明的,他活的很坦荡,很舒畅,生活质量很高,因为人的生活质量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他精神生活很好,所以他的生活质量就很高。有的人也很有钱、也很有权,但是心里是阴暗的,即使没有把他抓起来,没有受到处理,他活的也很不舒服,因为他心里老有病。
“光明的心里积淀是做好事人的专利”,希望大家记住我这句话,不做好事不会有光明的积淀,只有做好事的人才能享受光明积淀给你带来的好处,给你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越活越痛苦,有的人越活越不怎么样,说有的人为什么长寿,有的人为什么不长寿,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心理状态很重要,老不痛快他能活的长嘛。可是人家问我,为什么你活的不错?我现在76岁,看着还可以吧?我自吹我就心里积淀很好,吃的好、喝的好,心里不好他身体也不会好,只有心里好,再加上吃得好、喝得好才能身体好。
周恩来总理革命那么累,为什么经历那么旺盛,因为他心里积淀很好。张春桥在审四人帮的时候有一个材料说,在他没有被抓住的时候,他住在中南海夜里12点睡不着觉,老在一两点钟给他的爱人张静,在上海,打长途电话,他最得意的时候为什么还睡不好觉呢?心里积淀不好,因为这么多老干部被他整死了,他心里不清楚嘛,所以我们现在提倡这个东西,最后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里积淀如何,就在现世,不是在来世得到回报。所以一个人要想活的很坦荡、活的很舒畅,或者活的很乐观、活的很光明,用咱们话说活的很阳光,你没有好的心里积淀是不可能的,而好的心里积淀是做好人的专利。这个道理如果被大家懂得了,我想贪腐的人就会少,你贪腐那几个钱,虽然钱到手了,你把你的心里积淀搞坏了,再说的实在一点,你的钱不能随便花,一花就露馅了,你不能享受的东西破坏了能享受的东西,多亏啊,先不说你党性,先说对你个人负责,都不对个人负责。
保持好的心态的办法很多,我想再讲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除了我讲的心里积淀以外,我还讲一个东西,我们要学会一个东西叫“阿Q精神”,鲁迅写了阿Q,批评了阿Q精神,阿Q精神是精神胜利法,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可以适当的用用精神胜利法,阿Q被那个赵太爷打了,他打不过赵太爷,还不了手,但是他胜利了,他说儿子打老子,所以他觉得他胜利了,所以他就不显得那么痛苦了。我们人在生活里边都会遇到不公平,大小的问题,而且都会遇到不能改变的不公平,如果你非要改变这种不公平,你就会非常痛苦,因为他不可以改变或者不能改变,起码你个人改变不了。那怎么办?遇到了不能改变的不公平你怎么办?就可以用阿Q,请他来帮帮忙。
我讲两个案例就把他说明了,一个,我去黄山,看完以后我觉得黄山是中国最好的山,但是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中国把最好的山封成“五岳”,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南越恒山,中国五座最好的山里头,就是五岳里头没有黄山,用咱们现在的比喻,他比哪个教授的水平都高,但是没给他封成教授,但是他水平都比那些教授高,这不是不公平嘛。怎么办,能改吗?中国历史已经写成这样了,就是五岳,没有六岳,所以这就是一个天大的不公。所以我看了黄山以后我第一个感受,我说黄山是一个天大的不公,比五岳都好但是没进岳,所以我就写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阿Q精神,因为改变不了,咋办呢?我说“如此黄山未入岳,何叹世事多不公”,我就希望那些到黄山游览的人可能心里有什么不公平的事过不去,一看黄山就想通了,这么大的黄山人家都没给他正确的评价,我那点事算得了什么呢,算了吧,别叹息了,没什么叹息了,一笑事就过去了,很多事是需要这种办法解决。
工作了25年之后,有一位记者问我,说艾丰同志,你是很有名的记者,你有什么新闻作品得奖了?我说一篇都没有,多遗憾啊,很有名气,写了不少东西,但是没有一篇作品得奖,这是不公平的。怎么对待这个不公平呢?接着我就跟这个提问者讲了这段话,我说,但是我告诉你,艾丰同志并没有因此而遗憾,我想应该遗憾的是那些评价机构,这么好的一个记者怎么没有把他的作品给评进去呢,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他们遗憾。这么一我说很高兴,我也胜利了,我没改变,但是我胜利了,什么胜利呢?精神胜利。我看这样处理我也觉得很好,你非得骂人家干吗啊,非得自己痛苦干吗呢。人,特别是青年人,特别是中国人一定要克服一个东西,世界上没有公平,一定要记住这一条,没有公平,你追求公平永远会失望,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不公平,当不公平降临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你如何对待就显得更加重要,所以这样的话你的心情就不会因为不公平或者遇到了不公平而沮丧。我想关于做人就讲这么多。
下面两个问题,讲简单一点,因为做人我认为最重要,所以讲多一点,下面讲做事。
做事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成功?做事就要成功嘛,什么叫成功?对于成功我讲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成功等于机遇加拼搏。为什么我想出这么一个公式来呢?我是针对着我们已有的一句老话,我们已有的一句老话叫做“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有了志气事情一定会成功的,但是我观察生活,有志者事不成的比有志者事竟成的多得多,想发财的不是那几个发财的人,13亿人恐怕有10亿人想发财吧,但是发了财的连1亿都没有,想当大官的也很多,党了大观的厅长以上或者部长以上的有多少,当了总理的更没几个人,想当大明星的、想当艺术家的和当成的都不成比例。有志者事不成的什么原因呢?一部分人只有志不努力,一部分人只有志也努力,但是没有那个天才条件,但是应该承认有相当一部分人既努力、又有条件、水平不比别人差但是他就是没成功,啥原因,这种人主要成份就是没有遇到机遇,这条如果不认识就不懂得成功。
我当人民日报经济报主任时候40多岁,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是正厅了,我一上任我第一个拜访的,我原来在北京市工作,我原来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一个同事,北京日报的一个处长,我刚是小青年他就是处长,但是我当主任的时候他也调人民日报经济报了,他是一般编辑,所以我上任第一个就是拜访他,这个人叫王正。我说王正同志,我要跟你说的就是一句话,上帝不公平,这个主任应该你当怎么让我当了呢,你当处长的时候我还是小青年呢,现在我当主任了你还是一般的编辑,太不公平了,无论从品德、从资力、从水平你当这个主任都毫无问题啊,但是只有一个条件有问题,你的岁数跟老主人太接近了,老主人不退倒不出这个位置来,老主任一退你也58多了,所以没法提你了,一看提个40多岁就把我提了起来了。其他条件我都不如你,但是关键性的这个机遇我比你强,所以我这个主任就是靠机遇当的,当然我其他条件也不会太差。所以不是条件问题,这里核心是机遇问题,他赶在那个地方,他赶在那个单位就说的很具体,他跟那个一把手给他腾位置的这个人年龄太接近了,所以那个人没退没法提,那个人退他也没法提了,就是机遇。
我只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实际类似的各种例子我们在生活中都会发现,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第一,不成功不要太痛苦,不全是你的事,有老天爷的事,那个机遇就是老天爷的事了,老天爷没给你这个机会,正像我后来也当了经济日报总编,人家说艾丰同志你的水平还能再提高啊,我说没错,给我再大的官我也能当,但是我们家那个祖坟上没有那根蒿子,所以就没往上升,所谓没有那根蒿子就是没有那个机遇,有那个给予我就不信我还不能升。所以这个事情,升和不升不是全部自己的责任,有自己的责任,很重要的是机遇,机遇就是“老天爷”。所以我给人写了一句话叫做,想事超人、做事毅然、成事天然,想事要超出,做事要毅然决然,能不能成就是天然这个机遇,有这个机遇就让你成,所以中国有句老话说的有一定道理,谋事在人城市在天,不是你一个人谋事所有的事就完了,还有成事老天爷还说了算呢,最后他把那关老天爷就不给你,所以第一条,不成功不要过分自责,第二,反过来,要成功就要研究机遇。机遇必须要发现,然后必须要抓住,你不研究怎么发现,发现以后怎么抓住,所以做事成功很重要的就是一个研究机遇的问题。
比如说咱举一个例子,刚才我说的那个当官,有十个人都适合那个岗位,不会说一个岗位就一个人适合,肯定有10个人、甚至20个人、甚至200个认识和,为什么?就是你不是那些人,从水平上没有道理,只有一个道理,就是机遇的道理,机遇降临在你的头上,其实世界就是这样,社会就是这样,你在水平上讲道理永远是不服人的,你说他就比你水平高或者你就比他的水平高,不是。
如果说这样一句话就把机遇好像说的太绝对了,为了不把它说绝对,我在我的公式下面又加了另外一句话,这句话现在被人广泛运用了,我第一句话叫做“成功等于机遇加拼搏”,第二句话我补充的是“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这句话被广泛运用了,包括写电影剧本里也有这句话,机遇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你没有准备机遇来了你抓不住因为你没有抓住的条件,有准备不一定有机遇,但是没有准备有机遇也等于没机遇,因为你抓不住,所以我想关于成功第一个关键就是机遇的问题,我讲这么多。
第二个,我重点要讲这个东西,但是我不会讲很多东西,但是我要重点提倡一个,泛成功观。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成功观过分狭窄,认为只有发了大财、当了大官、出了大名、成了大家,才是成功,其他的都不成功。如果按照这“四大”去衡量成功,中国14亿人成功的不会超过500万,那就是说一个14亿人的国家只有500万人成功,绝大部分都不成功,因为他们都不是大官、大才、大家、大名,那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悲哀,而且如果这种思想变成一个主流的绝对的东西,给社会会带来很大危害,包括现在的教育,就是这种危害的一个直接的反映。从生下来幼儿园开始,大家都奔那个大去竞争,将来考个好学校,是为了发大财、当大官等等,没有一个好学校就没有这种可能了,所以你管他什么减轻负担这个那个,他都不听话,为什么不听话?因为他实现他的目标不比他的厉害他就不行。从教育看出来,从社会各方面也会看出来,就会增加社会各种矛盾。
我把这个过分狭窄的独木桥的成功观树立一个对立面,就叫做泛成功观,泛成功观的表述是这么一句话,你适合什么、做了什么就是成功,过去有一句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说对了一半,就是说三百六十行都能出状元,不是状元就不成功了,所以我成功把状元也取消了,管你是状元不状元,你适合什么、做了什么就成功了。
如果只成功到状元这个东西还不彻底,我怎么悟出来这个道理呢?我的小孩念小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我那个小孩是女孩,旁边有一个小孩跟她一块念一年级,回家放学做作业,然后街坊这个小孩就跟我的小孩一块做作业,我的小孩做一道她抄一道,她不动脑筋,做一道她抄一道,等着,我说你怎么这么做,你还能学到东西吗,她也不生气,冲我一笑,接着抄。小学抄完了抄初中,初中抄完了,因为毕竟老抄,高中没升上去,高中没考上,我小孩考上高中了,她就没考上。没考上怎么办,就在咱们北京站口的邮局就业了,什么邮编号码一分就行了,分信。过三年我校还高中毕业考大学了,她工作三年了,我在街道上看到她,她一个月挣两千来块钱,全都自己花啊,穿着西服,头发烫的倍棒,脚下小皮鞋,走道走过来,姑娘也长大了,非常像一回事。我说这家伙她活的太好了,太高兴了,她因为没负担啊,然后工作也需要不多少知识,也不发愁,也不需要动脑筋,她活的很好。我当时就想到,这个人不成功吗?你说她不成功吗?我认为她很成功,她适合那个就找到了自己的岗位,干的也很高兴,很好,她就很成功。回来我就跟我的小孩讲,我说你的同学姚芳我今天在街上见到,我有一个感想,高中没考上,我说你考上了说明你适合,考不上搞点事,姚芳不是也很好嘛,找一个适合你的事,所以考大学我也不辅导她,你爱考考不上,不管,看你适合什么,自己在实践中检验,后来她考上了,那就考上了吧。
所以人,我认为姚芳的活法是应该推广的,你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你非得要当官,自己受罪别人跟你一块受罪,不能够静下心来研究问题,非得要当科学家,把你放到实验室等于把你软禁,一辈子被软禁,你算成功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广泛的向我们的社会宣传广泛的成功观,他能够得到幸福就是成功吗,他的幸福是怎么得来的,因为他做了适合他自己的事,不就是幸福嘛。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这是解放全人类的观点,全人类的成功观,但他都可以成功,如果只是大,只是极少数人的成功,大家都不成功。其实说的再彻底一点,你死了一闭眼,你有多大官、你有多少钱不都是一样嘛,一辈子受罪,人家虽然没当大官、没有发大财,人家一辈子干了自己想干的事、适合自己的事,一辈子很痛快,没有人家成功。
第二个问题,怎么样获得成功,做事我们要获得成功嘛。获得成功我想要说的很多,只说几点:
第一,要有正确的做事方法。做事的具体方法非常多,但是基本的方法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九个字的工作方法,“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任何做事都要按照这九个字做,首先,情况明不明;第二,下决心了以后决心大不大;第三,分子对不对。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去解决,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情况不明、决心大,情况没搞清楚就下决心了,所以决心往往有偏差。第二个容易犯的毛病是,决心不大、方法多,一会儿改一个决心、改一套方法,一会儿又改一个决心、又改一套方法,就像吃中药似的,吃王大夫吃三副没见效又吃李大夫的,李大夫又吃三副又没见效又吃周大夫的,吃好几个大夫,药也吃了好几副,但是没管用,为什么,因为你老换决心、老换方法,那个方法还没见效果呢,你又改了。
人其实也有这个问题,很多人老跳槽我是不赞成的,你老跳槽,老跳槽的人是个傻子,是个聪明人干的傻事,小时候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管我一辈子用就是这个故事,,说一个傻小子、一个尖小子,俩人睡一个火炕上,那傻小子往那一躺,因为他傻,真舒服,呼呼就睡着了。这个尖小子因为很聪明,刚一睡着,不对,我这儿炕不是最热,那儿最热,滚到那儿去了,又要睡着,不对,那还更热,又滚到那儿去了,天亮了,傻小子睡了一夜好觉,尖小子一夜滚,没睡好觉,谁尖谁傻,所以决心不要老换。我想这个就很简单,但是容易犯的俩毛病,九个字,克服两个毛病,克服情况不明、决心大,和决心不大、方法多,克服这两个毛病。
还有一个做事的方法,学会协调,在当前协调的本领是做事的最大本领,过去我们阶级斗争是讲斗争的哲学,我认为现在应该讲协调的哲学,协调是什么,就不是对抗,而是好像对立的双方或者交集的双方或者合作的双方能够用非对抗的办法解决矛盾,达到事物的进步或者达到事业的成功,这就是协调。
协调有四个要点,一个是协调的前提一个是协调的三个环节,加起来是四个要点。协调的前提是什么?是共同利益区,为什么他和他不协调呢?要发现这两者之间都有共同的利益,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共利益区在什么地方,卖的人要5块,买的人经销商要3块,3块是生产厂家的成本,我3块给你我赔了,5块,厂家说我5块卖不动,我买了压到我手里了,我也赔了,那共同利益区就是4块,4块我厂家有利润、经销商也有利润,所以4块就是共同利益区,你非要5块、非要3块,没有共同利益区,这个买卖就做不成了,为什么能做成?因为4块双方都会有利润。所以做事关键就是共同利益区,才能协调,没有这个东西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国际谈判,你为什么能够谈成、为什么谈不成,就是你的共同利益区的选择,发现了没有,选择的对不对,选择好了、选择对了,对立的东西、对立的双方、甚至很尖锐对立的双方都会有一定的协调,因为找到共同利益区了。我们过去中国人的思维是批判的思维,批判的思维是老找不同的地方,哪壶不开提哪壶,要转变这种批判的思维为协调的思维,外国的电视给小孩的片子里边有一种片子,他就给你列出几种动物,然后下边给你提出一个问题,请你说出这些动物的共同点,比如说都有羽毛或者都是两条腿或者都是四条腿或者都是什么什么,让你在不同中发现相同,就是从小培养小孩的这种思维。我们这些年的教育是相反的,老挑毛病,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能够把人说倒这是你的成功,这是不对的,主导的应该是异中求同的本领。
协调三个环节,第一,沟通,信息的交流。善于表达和善意倾听相结合,让人能够很好的沟通,如果信息不能很好的沟通,协调很困难。第二个环节,商量,信息沟通不是为了沟通而沟通,要彼此商量,商量是什么?是求同。我们有什么共同的利益,有什么共同的认识,可以共同做什么工作,大家认可共同到什么程度,商量,商量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而是找到大家的共同点,求同。但是因为利益不同的主体总会有不同的诉求,特别有些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一下难以改变,所以就有第三个环节的问题,就叫妥协。妥协是什么?是存异,求同求不到,大家还不同,那就是异,那异我们怎么把他存在那儿,不要让他耽误我们做能做的事,就是妥协,妥协就是存异,所以协调就是这三个环节,沟通就是了解,商量就是求同,妥协就是存异,了解、求同、存异才能达到协调。
中美关系的恢复,共同利益区就是恢复了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美国有好处,可以抑制苏联,对中国有好处,摆脱我们苏联也反对我们、美国也反对我们中间的孤立,所以有共同利益区,所以商量大家可以交往,可以逐步恢复关系,可以发表共同的联合公报等等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异,就是一个中国,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同意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不表态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跟台湾还有条约。所以这一个中国这两句话里头,美国人一句话,如果非让美国人两句话,这外交关系就恢复不了了。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存在那儿,把他存那儿,管你一句话还是两句话,他们想个办法先存在那,我也不承认这一句话就对,你也不承认我这两句话才对,这就是存异。解决这个办法怎么解决呢?就把国号改成地域就解决了,因为我们说的是国号嘛,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中华民国,说的是国号。
所以后来基辛格和周总理主持下做的新闻公报就用了一个地理概念打了马虎眼,在新闻公报中这样说的,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好了,海峡两岸,也没有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还是中华民国的,海峡两岸,一个地理概念,因为海峡两岸怎么解释都可以,反正我中国就是海峡两岸嘛,找到了一个妥协的语言,这就是妥协的艺术,也是协调艺术的最精彩的部分。
我在搞“万里行”当主任的时候,用海峡两岸的办法解决了一个难题,扬子冰箱在邯郸电死了一个9岁小孩,9岁小孩是当地人大副主任的孙女,准备在法院起诉,在法院起诉不管判的结果怎么样扬子冰箱都会倒霉,因为官司一打大家都知道了冰箱电死人了或者可能电死人了,大家都不买他的了,不买他企业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就会垮台,这个损失就太大了。垮台了对于这家的小孩也没有什么帮助,他垮台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想这两家应该有共同利益区,这个共同利益区就是不起诉,就避免了对企业的过度伤害,但是不起诉一定要对受害家属有好处,那就是什么呢,用私了而高赔偿的办法,所以叫高赔偿的私了办法,企业拿出更多的钱来,比法院判决的钱要多,给受害者家属,避免公诉,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用高赔偿的私了,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区,这边可以减少损失,这边人死了不能挽回,但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实惠的补偿。
但是解决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企业虽然同意,但是受害者家属说必须在协议上写着他的质量有毛病,我才敢要这个钱,如果他不写他有毛病,我要这个钱我是讹人家,我要这个钱要的不硬气,企业就说了,我写上我有毛病,我把多的钱给你了,我还买一个事故,我才有毛病,所以他也不太同意。最后我用了一个办法,我这个办法很简单,我说你投诉投到我这儿来,我“万里行”会做调查,写一个调研报告,这个调研报告你们两家都同意,就按我这个调研报告来做,我调研报告就一个窍门。我说接到了投诉报告,我们了解到,某某地、某某人在使用扬子冰箱过程中发生了人生伤亡事故,据此企业怎么怎么着赔偿,受害者经协商也表示接受,这里打马虎眼的就是使用扬子冰箱过程中,这是打马虎眼的一句话。因为这句话双方都可以解释,厂家解释说我质量是合格的,他使用不当,消费者说他产品是不合格的,所以我一使用他就出问题了。往下一层不说了,只说使用这个事,可以把私了给解决了,这就是打了个马虎眼,就是存异,后来处理的很好。
第三个问题,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观念。具体的方法都来自观念和思维方式,如果做事观念不对、思维方式不对,方法肯定不对。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希望大家看一看,我今天就不细讲了,我这本书就叫《智慧的钥匙—十种思维方式》,这十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做事的智慧的基础,我只举一个例子。我其中第一种思维方式就叫“二三论”,二三论是个什么方法呢?是我们解决事物创新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农民使牲口使驴有耐性没烈性不好使、使马有烈性没耐性不好使,农民怎么办?二生三,让驴和马杂交,就出来骡子,这个骡子很值钱,因为它有驴的耐性、有马的烈性,这就是二生三想出的方法,解决了这两个他们分别存在的缺陷。
全世界的企业,大企业、成功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股份制,股份制是什么?是骡子。是二生三,因为所有制一个是私有制,私有制有积极性、没规模,一个是公有制,公有制有规模、没积极性,我这个企业既需要有规模、又需要有积极性,就把公有制和私人之这个二生个三,所以股份制既是公有、又是私有,大家的钱弄到一块了是公有了,每个人又有股票,是私有的,所以股份制是个骡子,他解决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优势互补问题,所以不用谁推广全世界自然就推广了,这是二生三。
中国的改革怎么搞?中国改革的路线也是个骡子路线,原来经济体制有,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搞什么?搞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边取了四个字,既不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留了四个字,市场经济留了四个字,捏在一块了,就是个骡子。所以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因为我们杂交出一个骡子来,就是具有社会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势,所以几十年来发展就特别快。
例子很多,所以二三论,特别是二生三,你懂得了这种思维方式你做事就会有智慧,就会创造性的解决许多难题,事情就做好了。我想这个问题讲这么多,关于做事,因为这个事情可以讲很多,我只讲这么几点。
最后一个讲讲做官。第一个问题,怎么看权。因为做官是掌权的,你掌握那个权是个什么东西你看不清楚怎么行呢,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看权。看权三句话,第一句话,权是好东西,认为权是坏东西是无政府主义,坏政府比无政府还要好一些,所以最怕的是无政府状态,那就是说权是必须的,社会有权才有秩序,没有权有什么秩序呢。好在哪儿,好人掌的权就更容易办好事,因为权是能够支配资源的,所以共产党抛头露撒热血牺牲那么多人也为了要夺这个权,如果是个坏东西,不值得花这么大代价去夺它,夺过来我们就要把权好的一面发挥了,好的人掌握了权要更好的办好事,不要一般的反对当官,说想当官是不对的,不对,想当官为什么不对?那个权总要有人掌嘛,大家都不想当官了,那官不就麻烦了嘛,有本事的人、有才能的人都不当官,那官不就麻烦了嘛。所以中组部有时候到外边调研或者找我谈话,我就跟中组部的人说,我说想当官不给官这句话最好不要说,这句话说了不科学。因为你这个官是人们的勤务员,想当勤务员有什么不对,勤务员当小了做的事少,想当更大的做更多的事,有什么部队,想升官也不错,想当官、想升官本身都没有对错,对错在你怎么去当官、怎么样去升官,当了官、升了官你做什么,才有对错。这是第一个,是好东西,一定要肯定。我跟中组部开玩笑,我说一个人当了处长还想当科长,这个干部你能用吗,不能用了,当处长想当局长是必然的嘛,当局长还想当部长,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所以当官首先肯定是好东西,咱不要搞虚伪。
第二,权是坏东西,虽然肯定好东西的前提下要看到它是坏东西,坏在哪里?其中表现一点,有腐蚀性,权力的腐蚀性非常大,腐蚀性两大类,第一大类,由内而外;第二大类,由外而内。又内而外是什么?是特殊感的作用,我当了官了,我跟你不一样了,你们都是老百姓,老子是官,官就不是民,官应该怎么当呢?所以要想象个官,说话够不要声调那么高,速度不要那么快,要让人家伸着耳朵细听你的指示才有威严,怎么着,别人还得没听清楚吧,这才有派头。当科长的时候,走路先迈左脚,当处长还是先迈左脚显示不出区别了,是不是先迈右脚,当科长的时候先跟人打招呼,现在当处长了,他不跟我打招呼老子才不跟他打招呼,我当处长了嘛,他不一定很坏,他自然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感觉,官越大这种特殊的感觉产生的量越大,强度越大。由于特殊了就愿意享受特权,由于享受特权往往就走入了以权谋私了,就犯规了,我觉得很自然,因为老子跟你们不一样。所以一切腐败是由于这样一种特殊感,权力产生的一种特殊感而导致的腐败。
在当今还有另一种腐败我认为是更可怕、更重要、更普遍的腐败,就是由外而内的腐蚀性。不是你想坏,是别人必须你坏,你不坏不行,你手里掌握着土地的审批权,我要想把这块土地拿下来,我没权,我必须用你手里的权,我怎么用你手里的权,我必须把你腐蚀掉,批下来我可以得50亿的好处,我给你5千万算个零头啊,你不要那是绝对不行的,我必须想办法让你拿到这5千万,我才算胜利,所以他要千方百计、无孔不入一定要腐蚀掉你。
沈阳城市建设最快的时期是慕绥新、马向东时期,后来“慕马案”是大案,几百人,都腐败,都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就是在他们那个时代,沈阳城市面貌变化最快的时代,城市建设项目最多的时代,也就是批土地批项目最多的时代,换句话说,也就是人家由外而内腐蚀你最集中的时代,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就是连在一块的,你那个权根本不能给我带来利益,我贿赂你干吗,我疯了。所以有权的人,有事权的人,敢拍拍的人,有本事、有气魄,这种人最容易被人腐蚀掉,没魄力的、从来不敢拍板的,人家腐蚀你没有用的,谁腐蚀你干吗啊。
我脑子里装了好多案例,都是这类的案例,包括新闻界的案例,都是这类案例,我就不细说了。
第三句话,怎么样看权。权是怪东西,怪在哪里?放大你的缺点,缩小你的优点,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大镜,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缩小镜,是既放大又缩小,但是放大的是你的缺点,缩小的是你的优点。你原来有点私心杂念,当个老百姓顶多发牢骚消极怠工,但是你一当头就会贻误工作损害他人,当个科长你的水平是够用的,当个处长水平就不够用,把你的优点给你缩小。权力这种放大、缩小的功能恰恰被我们许多人看反了,他认为权力是放大优点的、缩小缺点的,官大表准,我当了官我说都对,就坏了,我想权是好东西、权是坏东西,都是人家的话,都是已经说过的,权是怪东西艾丰同志的发明,权是坏东西是我的发明,就是让你不要把权这个特性看错了、看烦了。
第二个问题,怎么用权,也是三句话,看权解决了,好东西、坏东西、怪东西,用权呢。第一句话,权力有规则,权力不是个人行为,是规则行为,我们在人民日报当总编,任命了一个下属单位的一把手,他上任之前找我谈话了,说艾总,我去了之后能说了算吗?我说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我想起来斯大林的一句话,斯大林说,讨论问题首先在于问题的提法,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不对,我怎么回答都不对。你去了我说了你说了不算,还要请示我,那我任命你一把手干什么我,我说你说了就算了,当着你胡说八道,你说艾丰同志说的你说了就算了,行吗,所以我回答你说了算、说了不算都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提法不对,两个坑让我跳,都是坑。我说我告诉你,权力是规则行为,和你职务规则的,你说了就算,不符合你职务规则的,说了不算还要犯错误,首先是规则,岗位规则搞清楚。
比如说我总编,我经济日报总编,其中发稿的规则,所有的稿件我批了都能在报上发表,总编嘛,我这点权力没有我还当什么总编呢,但是如果发社论,因为经济日报是不挂牌的国务院的机关报,发社论必须国务院主管机关的批准,看了我这个社论,因为社论不仅代表报纸,在中国的体制下是代表他的主管机关,就像人民日报社论,不仅是代表人民日报,他是代表党中央。你代表人家,人家都不看,你胡代表行吗,所以手续必须要审,他审完了才能放,所以如果我写了社论,没经过他们审,即使我每句话都是对的,我的程序也是错的,我犯了错误,这就是规则,规则我可以知道,但是我不可以违背,但是我可以利用,如果我想很快发不让他们审,因为审的时间来不及了,我就不写社论,我就写本报评论员,本报评论员就有权利发,所以人民日报社论很少,经常发的本报评论员,自己定了就可以了,就赶上了宣传的快节奏了。
第一条记住,不是你有没有权力,而是规则赋予没赋予你这种权力,要了解规则。
第二,有体系。用权是有体系的,这点是许多人,特别是念书多的人不了解的,许多人发牢骚,包括找到我说,艾丰同志,很不痛快,我说为什么不痛快?我有本事不受重用,某某人没本事会拍马屁受到重用。我说你说这个问题肯定是真的,但是我让你想的是什么,为什么你有本事没受重用,人家没本事还受到重用,为什么?他说就是他会拍,我不会拍啊。我说好了,那我给你研究一下怎么看这个拍,我说现在有这么两个人,一个人本事很大,是5,一个本事没他大,本事是2,我是一把手,我愿意用谁呢?按你的理论我愿意用5,因为他本事大。但实际生活不是,一把手决定用这两个人的时候,我首先考虑他能不能跟我构成一个顺畅的体系,就是说我的意图他能不能理解、他能不能认真贯彻,还是他有本事另搞一套,不买我的账。如果这个人是5,但是他自视有本事,经常有一些自己的发明,经常对我的意见提出质疑,不配合我的工作,特别是他可能自视本领大,将来还准备替我,所以这个5对他来说是个负5,这个人本事是2,本事虽然不大,但是一心一意听我的话,照我的指示办事,我说什么他干什么,我的意图在他这儿能贯彻,这个2是正2。我说请问你是负5大、还是正2大?数学搞清楚了吗?说明白了,我说明白你就知道了,这就是权力。
权力没有体系是无效的,我是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忠诚,都跟我不是一条心,我就是傀儡、木偶,看热闹,不真正落实,我有什么权力,我的权力要真正落实必须是一个体系,所有的副手和中层必须贯彻我的意图我这个权力才是真实的,任何人想拥有真实的权力必须是要体系的权力,如果他要有体系的权力必须要求下面任命干部的时候体系的要求,而不是他跟人本领的水平的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真理,但是被很多人不认识的真理,有的人认识了认为是一个卑鄙的真理,认为需要拍马屁。错的,因为无论是好人和坏人,他只要想自己的权力有效,他的权力必须是体系,这是权力本身的规律,涉及不到好人和坏人,好人和坏人是在建立这样的体系之后,去做好事还是去做坏事,那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坏人他要建立体系,好人他要建立体系,体系是必建的,因为你要权力有效就是这样。
我在人民日报当经济部主任,经济部是新成立的,我原来是记者部的,把我调去当主任,人家不服气,因为他是专业部,要懂经济,我原来是机动记者,不懂经济,所以我去了以后一个最大的危险成了光杆司令,我去空降当头了,两个部都懂专业,人家不服你,加上副主任都是原来的。所以我第一个,有名义权力不会有实际权力的危险就是这个历史造成的,不是我故意的,没办法。
所以我去了以后稍微熟悉一点了我就开始讲话了,也不是很熟,我说我从第三个部门到这个部当主任,大家对我不太了解,原来只是看过我的报道,不知道我的为人,更不知道我怎么当领导,我说给大家交个底。
第一,我领导的风格叫做诚恳的简单化,我对你们很诚恳,但是我很简单,不要那么多罗嗦,说话直来直去不要猜,说东心里想的就是东,我不会心里想东但是嘴上说西,大家都猜迷,这个工作还怎么做。然后还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不怕刺头,谁跟我捣乱犯刺,我宁肯主任不当也把他这个刺给掰了。不怕刺头,谁一犯刺我就怕了,那不是刺头也变成刺头了,因为他要办什么事一变成刺头我才能接受,我不教坏嘛,不怕刺头,宁肯主任不当也要掰你的刺。
第二条,欢迎拍马屁,我希望你们拍马屁,什么叫拍马屁?我说我讲完话做了结论以后,我就希望好几个人非常踊跃的站起来,说艾丰同志讲的非常好,一定要贯彻执行,我就不希望我做了结论还站起来两个三个晃晃悠悠说,艾丰同志这个意见还有若干缺陷,我再补充两点,你少给我补充,出问题我负责,我这么定了就这么做。你们都想在我的手下得到提拔,提拔的捷径就是拍马屁。为什么?我的工作得到支持了我们才能改善啊,我的工作才有效啊,我说了大家都不支持,当然不支持不会直说,说点这理由、哪里有,谁听不出来啊,想提拔就拍马屁,风险不大,不就人家说你拍马屁嘛,不就那点事嘛,又不影响吃、又不影响喝,你支持了我的工作就冒这么点小风险你都不敢支持,将来更大的风险更没你的事了,我告诉你,这就是考验。
很难听,效果很好。我在人民日报经济部做了8年到9年,一直是人民日报一个核心部,任务完成的很好,中央表扬了,没批评过。我50多个人不到60人,到现在为止,到我现在说话为止提到副厅以上的至少25个人以上,副厅、正厅、副部,小一半人变成了厅级以上,也还可以,厅级以上就是中国高干了,出了很多人才。什么原因?其实道理很简单,大家真正按照事物的规律才能真正建起来一个符合事物规律又符合人才发展的环境。
怎么用权,最后一个叫有来源,有规则、有体系、有来源,权力不是你天生就有的,是有人给你的,根据规定什么单位可以任命什么官,是人家给你的,人家给你的人家就可以拿回去,给你的时候挺复杂,又要调查,又要征求意见,然后才发那么一张纸,兹任命,拿回去很简单,连商量都不商量,发一条,兹免去,非常简单,甚至连谈话也不谈就免去了。在你当官那一天,你就要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来源的,将来是一定要有去处的,所以我不赞成说我是科长、我是处长,我认为这么说通俗语言是对的,但是再认识上是不对的,在认识上是我担任科长职务、我担任处长职务,但是我不是处长、我不是科长,担任职务和事有什么不同,有很大不同,到退休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很大不同来。有人一辈子认为他自己是处长,突然有一天来一个文免掉他处长,他就失魂落魄了,因为我是处长,现在告诉我不是处长了,那我还是谁,所以有很多老干部退下来以后找不到自己了,没几天甚至是没几年就没命了,混的什么精神抖没有了,因为把处长免掉了就把他就免掉了,其实免掉的是职务而不是他,因为他长期混淆不清。
所以我建议我们所有的干部一定要有一个概念,不管多大的官都是礼服不是肉体,这个宴会需要你参加就把这个礼服给你了让你穿,下一个换了让别人穿了,你把礼服扒下来让别人穿,扒下礼服可以穿便服,你的肉体仍然健康存在。如果我们所有的干部都做到换装的概念,而不是换人的概念,我们就会减少很多误区、减少很多痛苦,在你没有官的时候仍然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鄙人没有官已经十几年了,不还在发挥作用嘛,被免职的时候在人民日报中组部、中宣部两个领导去宣布的,当时我就说,我说我当人民日报总编给我两句话评价我已经很满意了,我来的时候大家说来晚了,现在我下台的时候大家说我下早了,挺好,有这两句话我就够了,其他的我不要了。
我说今后我是怎么过呢?人生有三在,在世、在职、在位,在世就是活着,在职就是没退休,在位就是有个官当,我现在不在位了,但是我还在职,因为我是政协委员,还不退休,在世就是活着嘛,将来我政协委员也不当了,我还活着,在世就要做事,三在我就这么看的,有官好没光在职也好,在职也不在了光在世也好。所以我的格言,我在办公室自己写了一个书法,“春耕夏锄寻常事,秋收冬藏乐丰年,人生120载,复合时令节节甜。”春天要耕种,夏天要锄,秋天要收,冬天要藏,按照什么时令做什么事。人生是一样的,你到冬天了非得做春天的事不行吧,活到后头就是秋天了、冬天了该干吗干吗了吧,所以人生120载,复合时令节节甜,按照自然规律,人类的生命应该是120年,因为他的生长期的6倍,任何动物它的寿命是他生长期的6倍,我们人的生长期是20年嘛,发育比较快的,20年以后还发育当然就慢了,20年×6就是120年嘛,为什么活不到,因为你老发愁,或者过去生活不好各种损耗把你损耗的折寿了,折到七八十折没了,如果你活得好120年没问题。
120年分两部分嘛,前60年规定动作,不管谁活都是念书、找工作、娶媳妇、生孩子、养老人,想当官就当官,当多大,走仕途,或者不想当官,走专业、走人生,反正都是那些事,都是规则动作,都是那些动作,只是做的不同。到60年以后,60岁以后就没有规定动作了,说你退下来一定干啥,谁规定你的,叫自选动作阶段。我说我退下来了就进入自选动作阶段,自选动作阶段本人刚1岁,1岁婴儿,潜力还很大,不知道这个自选动作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我现在做的不少了,搞了个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搞了一个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写了若干本书等等,加起来这十几年比我在位的十几年做的还多,因为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有来源,想清楚,不等于免去你的职您就没戏了,在世就要做事,这是第一个三,叫三在。第二个三叫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一辈子的事,不要老了无德行。立功,有权容易立功,但是没权了有闲暇的时间了容易立言,立言立好了可以帮助立功的人立功嘛,帮助有权的人立功嘛。我下来给中央写了好多内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都有,有的都得到了批示,当然不是每个都得到了批示,但有好几个都得到了批示,他们很重视,帮助立功的人立言,立言帮助他们立功嘛。
还有三情,人生有三清,爱情、亲情、友情,爱情很好,但爱情有缺陷,面不能太宽,太宽了就出毛病了。亲情呢,亲情也很好,但也有一个缺陷,和工作有矛盾,任人唯亲就成了忌讳了,所以最好的是友情,面又很宽,工作又不矛盾。所以我认为最宝贵的是友情,今后的生活,虽然下来了,如果友情常在,仍然不孤独,不是靠你的权力和人交往,而是靠你的影响力、你的素质,靠友情和人家交往很多事情会做的更有成效,也更潇洒。
所以人用权就三句话,把每一句话里头的内涵吃透,都会给你的生活道路展现了无限的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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