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 日，是任弼时诞辰116周年纪念日。

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与中国青年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赞为“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中国青年最敬爱的导师”“中国革命青年的导师”。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年接续奋斗。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撰写此文缅怀和纪念任弼时，正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之一；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

朱德曾为他题词：“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们学习。”

大革命时期，对青年运动的指导

1920年8月22日，任弼时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今年的8月，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第一百周年。

1924年7月, 任弼时结束莫斯科东方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8月到达上海。回国后不久，任弼时就担任了与青年工作有关的三项职务：青年团上海区委委员、江浙皖区委委员、团中央宣传部下设编辑部编辑员。后又被指定为团中央的俄文翻译，随后参加了团中央工作。

为了办好团中央的相关刊物，加强写作力量，团中央决定在宣传委员会之下设立编辑部，林育南为总编辑，任弼时、张伯简、何味辛、邓中夏、章丘人、恽代英为编辑员，负责向《中国青年》《平民之友》《团刊》三个刊物供稿。不久，决定由任弼时担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在上海成都路福康里的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里，灯火彻夜通明，任弼时夜以继日地为刊物写稿。他不仅要修改、编辑大量青年来稿，还负责翻译马列主义著述，先后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政治经济状况》等多篇理论文章，向青年介绍马列主义、苏俄革命及青年团理论，传播革命真理，成为广大青年读者的良师益友。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几十年后说：“我们是先读了许多任弼时的文章，后才认识这个人的。”

1925年1月，在团的三大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在团的三届一次会议上，与张太雷等5人组织中央局，任弼时任组织部主任。5月初，因张太雷被中共中央派去做鲍罗廷的翻译，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由任弼时代理团中央局总书记。7月21日，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并通告全团：“任弼时任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主任。”

自此，任弼时忙着写文章、签发通告，领导共青团参加斗争。

团的三大结束之后，任弼时在《中学校刊》上发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对团的建设中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作了系统的阐述。他写道：“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

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对日商欺侮中国工人的二月罢工，是“五卅”运动的前奏，团中央发动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的同文书院、沪北公学、政法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起来声援。这场长达20多天的罢工以胜利告一段落，任弼时称“我们完全得到指导的地位”。3月，任弼时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国际革命者救济会》一文，发动学生青年向社会各界募捐，支持被资本家开除的工人。

5月15日，日商与工人的矛盾再度激化，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枪杀。内外棉厂7000工人在潭子湾集会，随即成立罢工委员会。团中央也发动了学生声援。5月25日，任弼时与恽代英共同签发团中央第48号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立即与当地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工人的罪行。党中央决定组织“五卅”大示威后，任弼时、恽代英和全国学生总会一起，直接领导上海学生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当晚，任弼时立即召开团中央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发动各阶层人民组织反帝统一战线，号召上海人民和青年进行罢工、罢课、罢市。6月2日，任弼时签发团中央52号通告，要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号召全国各地团组织全力以赴，投入到反帝斗争浪潮中，进行殊死的搏斗。6月13日，团中央发表《告全世界青年工人书》和《告全国工人书》。与此同时，任弼时又在《中国青年》第八十一期上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的署名文章，系统地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阐明五卅运动的性质、斗争政策、前途和对青年的希望。

6月26日至7月7日，任弼时和恽代英一起指导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总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作出关于“建立学生军”“知识青年到工农中，援助工农，向工农学习”等问题的决议案。6月12日，任弼时签发团中央55号通告，要求凡是没有团员的学校、工厂，应借此次运动的机会在青年群众中发展团员，“散播我们的种子。”任弼时主持发布的团中央62号通告中指出：“我们吸取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介绍入校之标准，只要他是诚实勇敢，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就是对于学生，亦应较前从宽。但是对于新团员，则需进行特别训练的工作。”

从6月到10月，任弼时或单独或与团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平均每四五天向全团签发通告一次，正确及时地指导全国青年参加斗争。在“五卅”运动中，他始终站在斗争阵地的最前沿，领导广大青年群众勇敢前进，对于中国人民伟大的反帝斗争和革命青年运动，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毛泽东评价“五卅”运动是 “空前的反帝”。

经过“五卅”运动，全国团员人数由1925年1月团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月的9000多人，增加了2.7倍，其中工人成分由原来不到10%增加到38%。同时，共青团向中国共产党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有3000多名团员直接转入党组织。上海1200名团员中有980人是青年工人。共青团已经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核心力量。

1926年10月下旬，任弼时启程赴莫斯科，出席11月12日至12月12日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大会一致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共产国际的一个最有力的支部。这是对以任弼时为牵头的青年工作的肯定。

1927年4月，任弼时从莫斯科抵上海，继而赴武汉参加党的“五大”。此时的国内乌云笼罩，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空气中弥漫着血雨腥风，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即将来临。而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却寄希望于汪精卫和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对他们抱有幻想，想要继续实现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敏锐的任弼时逐渐认识到陈独秀的右倾面目，同其他同志一起与陈独秀的错误思想作斗争。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出席会议并发言，批评了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等右倾错误。5月16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当选为团中央局总书记。在团的四大上通过的《宣言》，特别号召学生青年“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大会闭幕后，为了向全国各地团员宣传团的四大的精神，任弼时在《中国青年》第163、164期合刊上，发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一文，号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最严重时期，集聚自己的力量，同新旧军阀的白色恐怖和帝国主义作斗争。

党的“五大”后，任弼时率团中央执委会起草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围绕共青团《政治意见书》，任弼时跟陈独秀右倾错误进行了三次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毫不畏惧陈独秀粗暴的压制，坚持党要有自己独立的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

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139号）二楼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任弼时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他在会上作了较为系统的发言，列举了陈独秀屈服于国民党右派的种种事实，批判陈独秀放弃革命领导权、忽视土地革命问题的右倾错误。最后会议通过《告全党党员书》指出：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这是对任弼时工作的肯定。

八七会议上，23岁的任弼时被选入政治局，成为党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自1924年9月参加团中央工作开始，到1928年7月团的五大选举新的团中央局领导成员止，任弼时在革命斗争最激烈、形势变化最无常的4年中，多数时间主持团中央工作，按照党的指示，统领全国青年运动。

1928年后，任弼时进入党中央工作后，他仍然关心团的工作。1931年，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抗战时期，对青年工作的思考

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作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马不停蹄地奔赴山西抗战前线。随即，他又辗转千里，到了苏联。他肩负着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代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沟通，宣传、解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1940年1月初，任弼时和周恩来共同研究向青年共产国际报告中国青年运动的问题。紧接着，周恩来在青年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报告，介绍1935年以来中共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宣传教育的情况。

1940年3月，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央秘书长），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委、妇委等部门。此时全国青年运动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了各阶层青年踊跃抗日的新局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5月22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汇报并进行讨论。任弼时发言指出：华北青年工作“主要是充实力量”，组成一百万的青年群众组织；“过去青年团是积极性的组织”，而现在华北区域的青救会是“民族性的组织”，今天是需要的；至于青年积极分子组织，现在可采用“青年积极分子会议制度”，以区县为单位活动，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改善我们的工作方式。”任弼时的这些讲话，为华北地区共青团团结更多有为青年，转变团的群众工作作风，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方向。

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日益嚣张的局面下，11月29日，任弼时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中国青年与当前时局》一文，提出：中国青年在今天的时局中“应当协同全国不愿亡国当牛马奴隶的人们，尽自己的一切可能，用自己一切的力量来揭破亲日派内战挑拨者的阴谋，制止内战的爆发。”1941年6月，任弼时参与《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制定和审核。6月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份《决议》，《决议》指出：党领导的青年运动自从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方针，并由共产主义青年团改为青年救国会以后，“青年运动得到广大的发展，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当前，党在青年运动中的总任务，仍然是“团结整个青年一代”，不但应组织工农青年，“还应极力争取地主、富农、资本家的青年，打击与孤立那些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与反共分子”。青年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是青救会。鉴于历史教训，在抗日战争时期，决然不建立新的青年基干组织；根据地内应继续发展半武装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设立青委，掌管青运政策，总结青运经验，调节青运干部；区党委以下不设青委。个别地方所犯的先锋主义的错误，应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

这份《决议》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对青年工作的基本指导文件，同时也是任弼时青年工作思想重要的体现，为后来的青年工作指明了方向。

1942年2月，任弼时与书记处成员一起审议中央青委提出的《关于根据地各级青委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实际是对1941年《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细化和落实。《条例》重申各抗日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局、区党委设立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地委以下不设青委和妇委，但青年团体如青救会、青抗先、学生会等团体中建立党团，保障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青委为同级党委下所属部门，需绝对服从同级党委之领导。

在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任弼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保护青年干部和知识分子。1943年12月6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会议上说，青年知识分子在“抢救”运动中“坦白”的比例那么大，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应很好地清理。12月22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发言：抗战初期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共约四万人。“我认为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好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投奔延安来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以否定。”

这一时期党内关于青年运动的文件，大多出自任弼时之手或在其指导下完成的。中共高层关于青年运动的决策，也以任弼时的意见为主。

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继续分管书记处日常工作、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和工青妇群众团体及西北中央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对重建青年团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任弼时殚精竭虑主持重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他辉煌的革命生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5年9月，任弼时指示中央青委负责人迅速组织青年工作队，去东北开展工作。他指出：“东北青年在伪满统治下十四年，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但过去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像黑屋子里的人骤然跑到阳光下面，一时不容易认清自己的方向。因此我们很迫切地需要到东北去做团结和教育东北青年的工作，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到东北后，“可以相机组织‘民先’‘青年团’一类的先进青年组织。”

1946年2月，任弼时派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到重庆、上海，调查国统区青年运动的情况。5月4日，任弼时在延安举行的学生及各界青年代表千余人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讲话，号召青年“反对内战，并准备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之爆发”，要求各解放区青年“提高文化、学习技术、加强生产、发展经济建设，以影响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同时要联合全国正在发展的民主势力向反动派作斗争”。

抗战结束后，如何将全国各解放区二千万青年、国统区和收复区大量的民主青年组织起来，培养教育他们，为战后的和平民主事业奋斗，成了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弼时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周密的进行筹划。他告诉赴东北接收的同志，重视教育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的东北青年，在当地成立“民先”“青年团”一类先进青年组织；派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到重庆和上海了解国统区青年运动的情况；又通知山东等几个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到延安汇报研究。

从5月份开始，任弼时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多次听取青年干部的汇报，发现当时青年干部因工作方向不明朗，情绪低落时，任弼时说：“是否把解放区的青年积极分子先组织起来，在解放区建立青年团。”此后，中央青委围绕要不要建团、建什么样的团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并向任弼时同志作了汇报。

1946年8月26日，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座谈会，在会上讨论建团问题，党中央领导发表意见，同意建立青年团。针对中央青委提出的问题，任弼时认真地进行了回答，他说：“我们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如果我们用不适合青年的工作方法，就没有前途。要在各种工作中研究领导和教育青年的方法，要研究青年团如何领导一般青年去参加各种建设。”关于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和名称，他认为：“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目前，就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因此，名称可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会后，任弼时又主持起草了一个试建青年团的文件。

9月13日，任弼时又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中共中央座谈会，继续讨论关于建团问题，任弼时在会上总结说：“青年先进分子的积极性高涨了，而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反而减弱了。今后建立起青年团组织，党的领导下，青年在解放战争、生产运动和土改斗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文教工作的支持也会更好些。”

经两次座谈讨论后，大家认识一致，于是，在任弼时的积极倡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要求各解放区认真进行试点。中央青委在任弼时的具体指导下，派出工作组，以延安附近的冯庄、丰足火柴厂和行知中学为建团试点单位，为在农村、工厂和学校建立青年团取得工作经验。接着，在党中央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下，派出大批干部，冒着硝烟战火，在各地进行试建青年团工作。

党中央搬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以后，任弼时指导中央青委创办了中央团校和复刊《中国青年》。他还仔细审阅了《中国青年》复刊的编辑方针和第一期全部稿件，包括一些小文章、短通讯在内。

经过两年多的试点实践，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发出了对于青年运动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并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当时，解放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实属不易，身体欠佳的任弼时亲自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主任，有力地推动建团的筹备工作，一丝不苟。他亲自审查、研究、修改中央的建团决议和团章草案。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任弼时抱病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制定了总的方针，对30年来的青年运动作了正确的总结并对青年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希望。由于身体原因，报告作到一半时，任弼时开始出现头晕、心悸、气喘，剩下的由荣高棠代读完。在这次团代表大会闭幕式上，代表们一致推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这在党史上、团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表达了广大青年对青年领袖的挚爱。

这次大会结束后，任弼时因为身体原因搬到玉泉山休养。养病期间，身边的工作人员刘佳武曾回忆：糟糕的身体状况使弼时同志尽可能少地接访客人，然而唯有“青年团的负责人”，“谈的时间最长，来的次数也多，有的三番五次‘撵’不走”。

1949年12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养病近半年，1950年5月28日回国。6月底，任弼时感觉身体稍有好转的情况下，立即向中央请求恢复工作。在给毛泽东和书记处各位同志的信中，他恳切地要求“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10月21日，任弼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为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27周年，这是他病逝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周霞飞（作者系任弼时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