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习仲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78年4月，习仲勋南下主政广东，先后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丰富的革命经验、巨大的改革勇气和忘我的奉献精神，带领广东人民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奋力改革。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重要奠基人之一，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使得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和战略要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形成作出重大贡献。

弹指一挥间，习仲勋同志履政广东已逾40年，习老在深圳兰园亲手栽培的榕树现已亭亭如盖，广东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正可谓南国春满物华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扬帆起航，成为全球瞩目的经济明星；深圳市的经济总量超过香港，一跃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排名第一的城市，具备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潜力。习老当年以心血、魄力和智慧耕耘的广东，已绽放出绚烂的改革之花。

老骥伏枥，历史再次选择习仲勋

习仲勋主政广东的经历是他全部革命生涯的一部分，是他所走的革命道路当中的一段光辉历程。

习仲勋早年投身革命，21岁担任陕甘边区领导人。1935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对其留下了深刻印象，将他作为重点后备干部培养，亲自安排他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他是各大分局中最年轻的书记。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美国旅华学者李敦白回忆说：“他走到哪里，好像每一个村庄都有认识的人，他碰到这个人说，你婆姨的病好了没有，碰到那个人说，你爸爸的腰疼好了没有。”

习仲勋很早就在陕北领导根据地经济建设，开展了土地、货币、贸易等重要的地方经济改革，活跃了特区经济，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认可。在这个过程中习仲勋积累了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形成了重视调研、依靠群众和尊重科学的经济工作方法，为他以后在广东推进改革开放、创建经济特区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借鉴。

自1962年，习仲勋两次下放洛阳工厂劳动改造，遭到各种审查，离开领导岗位长达16年之久，但他始终保持一颗初心，从未气馁，为复出工作、服务人民时刻准备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习仲勋于1978年2月迎来平反。考虑到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经叶剑英提议，党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威望高、从政经验丰富的领导，南下广东主持日常工作。1978年4月，65岁的习仲勋辞别家人前往广东赴任，再次挑起历史赋予的重担。

先声夺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

习仲勋拥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深刻洞悉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他履新广东时敏锐地注意到，“在我们干部中，思想僵化、半僵化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不解放思想，……什么事都干不成”。习仲勋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任后迅速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亲自主持和推动广东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极大地促进了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为广东启动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习仲勋抓平反冤假错案从不回避矛盾，每个案件一抓到底。习仲勋处理的一件比较典型的案子是海陆丰黄秀文案。黄一成（曾用名黄依农、黄三知等）、黄秀文父子是当年与彭湃一起搞农运、干革命的亲密战友，黄秀文曾在彭湃领导下担任中共南塘区委书记。他的父亲黄一成、奶奶林心贻都是意志十分坚定的老革命，这个革命家庭为我党的革命事业作出很大贡献。黄秀文在“文革”期间被诬陷为“彭湃反党集团”成员并被逮捕。

1967年4月，黄秀文借就医的机会逃离广东来到北京，向聂荣臻元帅汇报了海陆丰“反彭湃”和他自己受冤情况，聂帅大为震惊，表示要解决好此事，但海陆丰极左势力不但没有收敛，对彭湃的批判和对黄秀文的批斗愈演愈烈。

1973年，黄秀文再次逃到北京，在聂帅办公室的帮助下，到中南海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黄秀文印象非常深刻。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转移到海陆丰。周恩来身患疟疾，连日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一直住在黄家，是黄一成、黄秀文父子每天背着周恩来去找郎中看病。周恩来病愈后，黄秀文等人用渔船将周恩来、叶挺、聂荣臻、杨石魂等摇渡护送到香港。

周总理向黄秀文深情地回忆起他与黄家的革命渊源，他说：你的父亲一成同志是我的老部下，是我们党特科事业早期缔造者之一，我十分想念他。他为人直爽，武功高强，做多说少。他不仅是我党的一匹好“响马”，跑遍东西南北，也是我个人联系四方的交通好手，他还为我党培训了一批又一批会武术的无名勇士，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成同志在西北咸阳华兴武术馆，在李特生等同志帮助下训练了一批娃娃义勇士，为“两当兵变”和抗日救亡输送了许多革命的血液。一成同志满口闽南口音，熟悉闽粤两地的情况，革命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在闽西闽南与我的天津学友陈展如等同志为南下大军组织了很多医药和救护人员，在闽西也训练了一大批青少年勇士，在运医送药期间，帮助队长黄德彪同志击败了一次又一次县乡团围攻，保障了医药救护这条生命线。他在上海协同项与年同志消灭当年破坏地下组织的叛徒白鑫等人，居功甚伟。

周总理还说，我提前派你父亲黄一成到海陆丰，也是准备个后路，让他在那里接触、联系地下工作者，为疏散、接应党的核心力量做好各种准备。他做得很好，不仅救了我，也救了千千万万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一成后来在特科战线上工作的事情荣臻最清楚，他在策反黄百韬的过程中被国民党陷害，引起一些误会。毛主席了解实情后也给他平了反，在五七年亲笔给一成同志签发了一张烈士证并交给江青同志保存。周总理又问道，你的奶奶林心贻伯母为我党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在革命中失踪了，找到她的下落了吗？

周总理得知林心贻仍杳无音讯、不知所踪后，表示十分痛心。他说，你们一家投身革命、献身革命，从辛亥革命干到人民解放，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总理当场亲批了字条交给叶剑英，要求查办海陆丰的案情。黄秀文感谢周总理对黄家的高度评价和亲切关心，表示坚定相信党、相信组织，并带着这种信念回到广东。由于历史原因，这一等就是五年。

1978年春，黄秀文终于等到了习仲勋。习仲勋到任后，高度重视黄秀文案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彭湃案，多次听取关于该案的专项汇报，经过彻查，掌握大量证据和事实，决定严肃处理涉案违法乱纪之人。1979年1月，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反彭湃烈士和黄秀文同志事件作了定性，认为这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反革命事件。至此，彭湃案得以昭雪，黄秀文被平反。此案是习仲勋下力气解决的一桩具有深远影响的冤假错案，对全国其他地区处理冤假错案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习仲勋还处理了李一哲案、庄辛辛案、广东“地方主义”案等重要案件，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林锵云、朱光、周小舟、邓文钊、冯燊、饶彰风等人平反。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先后有20多万人得到平反，有助于广东迅速走出“文革”阴影，使得我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焕然一新，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了重要铺垫。

敢为人先，率先开启改革开放

1980年7月，习仲勋（右三）到清远等地企业调研，进一步推广“清远经验”

习仲勋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勇于担当，将广东打造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

习仲勋认为改革应该搞试点，提出改革应“先搞试点，而不是一哄而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习仲勋清楚，广东临近港澳、华侨众多，开展外贸出口工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他认为“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在改革当中先走一步。他果断向中央“要权”。他认为，先走一步要有先走一步的条件，改革要有改革的样子，不能有太多条条框框的限制。1979年4月，习仲勋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走一步”，“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贸易合作区”。这些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这些举措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制定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习仲勋认为广东改革的步伐应该要大。他指出，广东的改革“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对于改革，他十分有紧迫感。他说，“如果我们不解放思想，不敢大胆创新，不抓住时机、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就肯定要落在先进省市区的后面，‘先行一步’也将成为空话”。他十分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支持地方勇于创新、闯出新路。他表示“要大力支持下面的创新精神，要尊重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践经验”，评价“清远经验就是闯出来的”。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招商引资、价格和商品流通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干部“走出去”等都走在全国最前列。习仲勋大刀阔斧搞改革的同时也十分严谨细致，尽量避免改革的风险，他表示“即使大改革也必须从小改小革做起，这也算是我们的一条经验吧”。

殚精竭虑，一往情深心系广东

习仲勋主政广东取得非凡的成就，与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是分不开的。他花甲之年从北京飞往广州赴任，一下飞机就从机场直接到了广东省党代会的会场，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他深情地说：“时间不多了，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干两天的工作。”习仲勋领导下的广东能够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与他注重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大兴调研是分不开的。他常说：“长期待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他说到做到，足迹遍及南粤大地的山山水水，有“粤东之行”“粤西粤北之行”“海南之行”。他曾冒着酷暑，爬山越岭，到梅县、汕头、惠阳“东三区”21个市县考察长达一个月。他每到一处，都要深入最基层，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倾听群众呼声、汲取群众智慧，从不浮于表面。他调研“偷渡外逃”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通过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习仲勋始终心系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他明确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的一切事情，就是老百姓的事情”，“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办法”，“什么时候我们抛弃了群众路线，什么时候我们脱离了群众，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要失败”。无论什么时候，习仲勋心中所想的都是万家灯火、百姓生活。他但凡收到群众来信，工作再忙，都会亲自阅处，过问解决信中反映的问题，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到中央工作后，习仲勋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广东的发展、牵挂南粤人民的冷暖，并通过各种途径给予指导和鼓励。他后来深情地说道：“现在我退居二线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在深圳恢复我的健康。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他退休之后仍十分关注革命老区的发展，关心被平反干部后代的生活，经常外出考察，撰写调研报告，不时向中央交个稿，把地方上的困难和自己的思考汇报给中央。直到晚年，习仲勋一直守望着广东，守望这块他付出无数心血的南粤大地。

（原文刊载于《百年潮》2019年第9期；作者黄硕忠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