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年生将军和夫人苏枫。

文年生，1907年出生，岳阳县人。19岁参加国民革命军，23岁参加工农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参谋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期间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8年逝世。

入党以前的曲折经历

1907年2月28日，文年生出生在岳阳县新开镇常山村，此时乡亲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喜悦当中，因此，父亲给他取名“年生”。

10岁时，文年生进私塾读夜学，两个月后，因家贫辍学。不久，他被父母送往五里外的姑母家当裁缝学徒。但姑父姑母经常对其打骂欺凌，他无法继续忍受，愤而离家出走，只身一人流落到湖北监利，在一间木匠铺当学徒。两年后，他到洞庭湖区的华容、南县一带，靠帮别人做工、种田、挑土、筑堤维持生计，吃尽残羹冷炙，受尽欺辱剥削。

1926年7月，他加入北伐至华容县城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教导团，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但没过多久，旧军队的腐朽让他非常失望。于是，1930年7月，他同几位好友一起投奔到彭德怀的队伍中，参加了红军，同年8月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击日寇的铁血英雄

1938年5月9日，文年生接上级通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向黄河东岸进犯。此时的文年生担任八路军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八团团长。看完通报后，他立即率部来到宋家川黄河渡口。5月10日17时，文年生率4个连乘船渡河，并急行军40公里到达柳林镇附近。次日22时，他亲率七连和机枪连的两个排迂回到王老婆山山顶，控制对日军作战的制高点。

23时，战斗打响。文年生带领战士们集中火力向宿营的敌人发起猛攻。南侧的四连、五连也勇敢地冲向敌人。在我军两面夹击下，日军陷入一片混乱。但敌人很快凭借优势火力组织起凶猛的抵抗。经过整整5个小时的激战，我军取得胜利。这时，日军增援部队赶到，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爆炸。突然，一发炮弹落在文年生附近，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同志们急忙扑上去把他抢救到安全地带，他意识清醒后，拍了拍身上的土，双手把自己的头、耳朵、鼻子、双腿都摸了一遍，风趣地说：“好像这全身各单位都还在，大家放心，没事。”随后立即组织部队撤回黄河西岸。

从1938年春到1939年底，文年生先后率领部队抗击日军向陕甘宁边区河防发动的23次进攻，其中规模较大的7次，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以伤亡160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800多人的光辉战绩，胜利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保卫黄河、保卫边区的重要任务。

克己奉公的清廉将军

1944年5月30日，文年生和苏枫在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兰结婚。婚礼当天，他仍然穿着打补丁的军装。几天后，苏枫笑着问他：“你这个当司令员的‘新郎官’，为什么总是穿着一身补丁衣服呢？”文年生答道：“我的祖父和父亲做了一辈子长工，终年劳累，不得温饱，我从小就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只有我当了红军，日子才慢慢好起来。这套补丁军装比我过去穿的强得多了！”

有一次，警卫员李得有从供给部领来一个新脸盆，文年生发觉后，立即要他把脸盆退回去。李得有解释说：“家里仅有一个脸盆，你出差带走了，苏枫同志只好提桶洗脸，作为一个司令员，家里多领一个脸盆算不了什么特殊化。”文年生一脸严肃说道：“一个脸盆的价值虽小，但我们如果产生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就可以多占公物的思想，发展下去，问题可就大了。”事后，他拿出自己的津贴费，让李得有从商店买来一个脸盆，把从公家领来的退回供给部。

为使艰苦朴素的作风代代相传，文年生十分注重子女质朴习惯的养成。1954年，文年生夫妇从长沙调往广州工作，有人提议把几个孩子一起迁来，方便照料。文年生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从八岁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虽然是旧社会逼出来的，但对我后来的成长却大有好处，现在孩子们的生活条件好了，更要注意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能把他们娇宠坏了。”

五年以后，几个儿女在老家艰苦的条件下有所成长。为进一步教育子女，他将长沙的孩子们接到广州。但文年生的子女在广州并未就读条件优越的子弟中学，而是在以艰苦办学著称的广雅中学入学。四个孩子无法忍受学校的艰苦环境，要求转学。文年生谆谆告诫孩子们：“不要因为自己的父母是领导干部就产生优越感，人生的道路很长，一定要靠自己走下去，依靠父母亲的荣誉过日子是最没有出息的。”孩子们听完教诲，打消了转学念头。

（供稿：市委党史研究室 晏泽擎）